歷史讓中國人如此沉痛：歐美是何時開始超越天朝大國的？

歷史讓中國人如此沉痛：歐美是何時開始超越天朝大國的？

來源：澎湃記者：林夏

為什麼中國沒能發生工業革命？

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之後，西歐突破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與中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這一轉變徹底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以及人類的生活方式。那麼，為什麼工業革命能夠發生於西歐？西歐有怎樣的優勢？換句話說，曾一度領先世界文明的中國為何沒有發生工業革命？

西方學者曾將這一系列問題歸因於中國歷史的長期停滯，然而關於中國江南的諸多研究卻表明，在前工業時代，中國人口的增長率要明顯高於世界上其他地區，中國的農業經濟也保持與人口的同步增長。明清時期的江南是中國最發達經濟區，棉紡織業的發展推動了商業化和市場擴張，商品生產已融入民眾的經濟生活中。宋代以來，特別是明​​清，江南的經濟高度發達，但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外歷史學者大多數都同意，中國的經濟陷入了一種“高水平均衡陷阱”，或​​者如黃宗智所說的“內捲化”，使它無法在質上有重大突破，從而自主進入近代工業社會。

明人所繪《南都繁會景物圖卷》（局部）

《大分流》及“大分流辯論”

打破上述觀點的討論始於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的出版，以及這十年來圍繞“大分流”問題展開的激烈的學術辯論。

彭慕蘭《大分流》中文版

彭慕蘭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其代表作《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以下簡稱《大分流》）獲2000年美國歷史學會東亞研究最高獎——費正清獎和世界歷史學會年度獎。在這本書中，彭慕蘭對比西歐（主要是英格蘭地區）和中國江南，認為18世紀以前，東西方處在基本同樣的發展水平上，西方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和獨有的內生優勢。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東西方之間開始逐漸背離，西方就此走向了現代化而中國卻沒有。而造成東西方歷史分岔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陸的開發，西歐通過海外殖民掠奪擺脫本土的生態困境，二是英國煤礦優越的地理位置，易於開采和運輸，由此率先實現向近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東西方歷史這一分道揚鑣的過程，彭慕蘭稱之為“大分流”。

該書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國際反響，美國的中國學界以及中國史學界圍繞它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白銀資本》一書作者弗蘭克在《亞洲研究雜誌》上評論說，《大分流》對於重新了解東西方之間發生巨大分歧的原因和機制有著重要貢獻。《美國歷史評論》認為，這本書“每一頁都新見迭出”。然而多數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者卻並不認同其結論。

彭慕蘭

2002 年5月，黃宗智在《亞洲研究雜誌》發表長篇書評闡述自己的觀點，彭慕蘭亦發表回應文章。同期發表的還有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從中西比較角度對彭書的評論，以及李中清、王豐、康文林等從人口史方面做出的討論。

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 社會理論與比較史中心就此組織了一次爭論雙方參與的討論會，參加者包括黃宗智、羅伯特·布倫納、武雅士、艾仁民、彭慕蘭、李中清、王豐、康文林等。參與這次會議的張家炎先生撰有會議綜述文章《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捲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在這篇文章中他說，會議圍繞18世紀中（江南）西（英格蘭）是“內捲”還是發展的分歧展開，會上雙方爭論的實際有兩個議題：一是18 世紀英格蘭與江南兩個經濟體之間究竟是否存在分岔？二是中（江南）西（歐洲）人口行為的差別。

在這場爭論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教授黃宗智尤其引人注目。他在美國《亞洲研究雜誌》發表長篇書評《發展還是內捲？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中國、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他認為彭沒有認真對待近20年來西方研究18 世紀英國的主要學術成就，即對可以簡稱為“五大變化”（農業革命、原始工業化、城鎮發展、人口行為轉型以及消費變遷）的證實。

黃指出，英國的工業革命起源於上述五大趨勢以及它們和英國煤礦業特早發展的巧合交叉，而18世紀的長江三角洲則不見其中任何一個條件。江南和英國在多方面的差異是極大的，並不能將二者等量齊觀。另外，在與中國有關的實證上，彭書則存在一些比較嚴重的經驗研究錯誤。譬如，他在估算一匹棉布生產過程中農婦的收入時忽略了具體的生產狀況，對紡織工序的時間安排理解錯誤。國外經濟史研究偏重時髦理論和書面數字，卻容易輕視關於具體生產狀況的知識。而黃的研究則特別關注農場大小、勞動投入、作物組合、肥料使用、技術、產量這些涉及實際生產的內容。

針對黃的批評，彭慕蘭撰文《超越東西二元論：重新定位十八世紀的世界發展途徑》回應。在這篇文章中，彭認為自己紡織工序中時間安排的誤解並不影響其總的觀點，他堅持認為江南棉布消費與英格蘭相似，而且江南一般人吃得比一般英國人好。他認為，是煤與蒸汽機的結合誕生了新世紀。煤在英國緩解了燃料危機，而江南仍靠植物燃料。他堅信18世紀後期歐亞大陸兩端的經濟有很多相似之處，不能把中國、歐洲完全分開，放在對立的範疇。對此，黃宗智再撰文《回到實質性問題：對彭慕蘭就我的評論所作的回應的反駁》進行回​​應。

與黃宗智同樣對彭慕蘭觀點持否定態度的還有羅伯特·布倫納與艾仁民等人，他們則從不同角度對《大分流》一書觀點進行駁論。

十九世紀末期英國倫敦金絲雀碼頭的一景。這裡是國際貿易中心，距國際金融中心只不過是兩三公里。

至於中國經濟史學界，對於《大分流》一書的結論，不少學者持否定態度，並撰文發表看法。2014年8月17日梁小民在《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發表文章《看彭慕蘭如何為中國歷史“整容”》，認為彭書中把一個國家與一個國家的某個地區相比，得出的結論難以令人信服；並以《世界經濟千年統計》為例，並不認同彭書中採用消費等指數而非GDP來衡量經濟發展，同時批評彭慕蘭沒有重視傳統中國製度因素。

此文刊發不久，《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即刊發趙思淵文《不識“整容真面目”》，對梁文中的幾點駁論提出質疑，並指出“《大分流》不是明清停滯論的最早挑戰者，今日的中西史學界也絕不會再將明清視作停滯的帝國。《大分流》最大的貢獻，是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從資源禀賦與資源配置的角度，解釋十八世紀世界史的進程”，趙認為，對彭慕蘭的方法與結論提出最有力挑戰的是黃宗智，而黃背後的理論資源，則是斯科特等人的小農研究。二者根本的分歧在於，十八世紀江南小農所表現出的高度的商品化經營，是積極地投入市場化，成為競爭性市場中計算利潤的經營主體，還是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被迫地捲入商品經濟，成為市場中無力控制自身成本收益的隨波逐流者。

上述只是關於“大分流”的新近討論，在此之前，李伯重、王家範等學者都曾就《大分流》撰文表達過各自的看法。王家范曾在其文章中帶點玩笑似的批評彭慕蘭是“半截子革命家”，認為彭慕蘭在比較江南和英格蘭時，並沒有放棄用歐洲史的眼光來看待江南的思維習慣，並指出彭慕蘭為了自身邏輯論述的完整性，把中國江南經濟用“19世紀”一刀橫切成長短兩截時，破壞了中國江南自身發展延續性的內在脈絡。李伯重看重的則是“大分流”史觀為江南研究提供的一種新的視野。他曾在文中說，“大分流”史觀的主要貢獻，在於這種史觀揭示了一個事實：在19世紀以前的世界（主要是歐亞大陸）上，有一些地區在經濟表現方面具有一些至關重要的特徵，而餘下的地區則否。這些特徵與“資本主義”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也與“斯密——馬克思模式”無關。從這個觀點出發，江南經濟史研究得以擺脫西歐中心論的束縛，可以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來看待鴉片戰爭以前江南經濟的變化，並可以看到以往的許多觀點實際上是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之上的。

這些年，圍繞“大分流”的討論持續進行，受“大分流”史觀影響，學者們也對中國江南經濟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

《大分流》重要的不是結論，而是方法

大分流辯論十餘年來，爭論雙方始終堅持各自的論點，這場爭論對於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有何啟示？澎湃新聞採訪了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劉昶教授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邱澎生教授。

劉昶教授以為《大分流》從不同視角看東、西方歷史分流問題有很大意義。從觀點上來講，它有很大爭議，做中國經濟史的大多數學者不太同意他的結論，認為彭對江南和英格蘭的比較在一些地方存在史實把握上的疏漏。

劉教授個人也不是很贊同《大分流》的觀點，持懷疑態度。劉教授說，他認識的國內的學者多數是對此書觀點是持不同意的態度，在西方做中國研究的學者認同這個觀點的也不多。彭慕蘭說大分流發生在18世紀，但實際上東西方的分流發生的更早，至少在1500年、1600年就已經發生了。“1800年以前的長江三角洲和英格蘭地區，從政治、經濟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別，英格蘭是一個獨立國家，長江三角洲是中國的一個地區，從經濟結構方面來說這個差別都不是一點半點，將這二者等量齊觀，實際是不太可取的。如果要比較，就要從政治結構、人口壓力、生產方式、土地制度等多方面，進行充分的考慮。”

不過，這並等於不否定這場討論的意義。劉教授認為《大分流》跳脫“西歐中心論”，啟發學者從中國本身的視角來討論這些問題。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上海成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但是到19世紀中期它仍是小漁港，停靠在岸邊的都是桅杆木船。

就《大分流》一書結論而言，邱澎生教授並未直接給予肯定或者否定，他以為，如果一定要得出一個結論：18世紀的中國江南和18世紀的英國，到底中國的國民經濟所得、消費水準是完全能夠跟英國相提並論？還是說中國就是一種落後的、不發達的經濟？似乎還不是時候。他更強調的是這場爭論以及《大分流》一書的方法論意義。

如果我們願意不將它看作是一個定論，而將其視作是一個需要從方方面面去討論的命題，那麼，“大分流”則為這個討論打開了一扇窗子，透過這扇窗子我們所看到的全球經濟史充滿互動，而不是由一個超越的中心凌駕於落後的邊陲。從16世紀到18、19世紀的世界經濟史是很值得關注的，我們不能用西歐的獨特經驗作為衡量其他地區的標準。

我們應該看到一種可能性：在這樣一個長時段的歷史中，世界經濟的互動越來越多，各地的人民，不止是中國，都曾經貢獻過心血，不是只有西方的影響力才值得重視。怎麼看這三四百年來的經濟史，這是一個視角的調整。

西歐在政治、經濟、法制等方面的經驗很重要，但並非是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驗。簡單地說，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把西歐的經驗地方化。過去我們討論經濟發展，太執著於要有西方經濟發展的標準——要有工業革命、科學革命、經濟革命，不符合這些，但同樣重要的東西在歷史研究中就不見了。比如說，西方有銀行，中國是沒有與西方一模一樣的銀行，那麼，中國有沒有金融組織？怎麼看待中國的錢莊、票號在歷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做這方面的研究可能缺少比較好的資料或者資料比較少，但並不是說它沒什麼重要性。重估中國的經濟，不是為了要說它有多好，而是尊重我們不知道的事實。

同時，邱教授指出，《大分流》其實是一個加長版的研究討論，不是實證研究的學術作品，彭是將很多二手研究放在他設計的框架下進行討論。這本書的英文版也不在“中國史”系列中，基本上，這是一部全球史。他認為《大分流》是一部結構很有趣的書，彭慕蘭所看重的不是中國和西方之間如何不同，而是通過不斷地反復對照，認識到中國和西方在不斷變動，這是加州學派的方法。

談及“加州學派”，不少人以為“加州學派”就是與彭慕蘭持相似觀點的學者群體，認為明清以來的中國經濟並非停滯，其實是很好的。邱教授則指出，從方法論上，加州學派的特點是強調互惠的比較和歷史發展的偶然性。比如，《大分流》就強調了美洲的發現對西方歷史的重要性。

參考資料：

王家範：《中國社會經濟史面臨的挑戰——回應<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年4期。

李伯重：《“大分流”史觀與江南經濟史研究》，《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走向——中國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

張家炎：《如何理解18世紀江南農村：理論與實踐——黃宗智內捲論與彭慕蘭分岔論之爭述評》，《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