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實對傳統舊觀念的衝擊
在人們的傳統觀念裡，佛教是由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釋迦牟尼（Gautama·Siddhartha·Sakyamuni）創立的，中國的、外國的一切有關佛教的書籍都是這樣說的，這是早已做了結論，無須再討論了。佛祖出生在公元六世紀左右，他與中國的孔子出生在春秋時代相當，說明他倆是同時代的人物。現在問題出現了，四川廣漢古蜀國的考古學時代是商代，商代遠比中國的春秋時代要早，為什麼在四川廣漢古蜀國會出現大量的佛像呢？而且有佛頭實物，佛像是鑿刻在玉牙璋上、象牙上、玉壁上等等，更為神奇的是，佛像與中國遠古的太極圖、八卦、十二生肖組合在一起。我們知道，太極圖、八卦、十二生肖是中國遠古的傳統文化，它們組合在一起到底說明了什麼問題？值不值得學術界去認真研究呢？人們不僅會問：佛教真的是起源於印度嗎？答案是：值得討論。研究認為：佛教的起源可能在中國四川廣漢古蜀國。早在BC2000年前，有一條從川（成都）－雲（雲南）－緬（緬甸）－印（度）－阿（阿富漢）－歐洲的古商道，佛教很可能是沿著這條古商道傳播到印度去的。眾所周知，商貿大道的開通必然引起文化思想藝術的交流，人文風俗習慣的交流，科學技術的交流等等。中外交通史專家研究表明，如果佛教是產生於印度，為什麼在中國如此流行？在印度反而不流行。研究西藏古象雄國歷史的專家認為：“西藏古象雄國苯教認為，釋迦牟尼不是佛教的創立者，他只是起作宣傳佛教的作用”。佛教由印度“傳入”西藏是吐蕃王朝以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苯教早已在西藏流行開來了。如上所述，佛教可能是由古代的商道或民族遷徙之路從中國四川傳至印度，如果說藏傳佛教是由印度“傳入”的話，而在此之前，佛教就可能存在多時日了，它可能是經過僧人們的加工整理成型之後，再向外宣傳轉而可能傳回中國，就是我們提出的佛教“出口轉內銷”的觀點。佛教進入中國是漢哀帝二年，國內各地的佛像造型（例如敦煌、峨嵋山、樂山大佛、雲崗石窟，西藏等等）可能是漢代以後的事情。其實在遠古的四川古蜀國，佛教就可能十分流行了，為了說明佛教可能是起源於四川廣漢古蜀國，我們將有關實物介紹給讀者（部分）。 (
釋迦牟尼出生後畫像)
釋迦牟尼出生後畫像)
二、佛像、佛頭實物 現已發現，在廣漢古蜀國佛像的載體有玉牙璋、玉璧、象牙、牛胛骨上等等。此外，在古蜀國還發現了玉巫師人，巫師是道教做法事的人，他 的服飾與佛教完全不同，在古蜀國除了佛教以外，可能還有道教存在，道、佛二教在古時可能是合一的，它們都起源於巫教，而後隨時間推移，信仰有些差異而分道揚鑣。有學者認為，西藏的苯教可能與內地的古羌釋比文化有關係，苯教是西藏本土的一種原始宗教，早於吐蕃時期“傳入”西藏的佛教存在於西藏本土之中，在苯教中存在有古羌族釋比文化的因素。(上圖為
雕刻佛座像的玉牙璋左圖為全貌，右圖為頂部放大，牙璋長69cm )
雕刻佛座像的玉牙璋左圖為全貌，右圖為頂部放大，牙璋長69cm )
上圖為雙面玉人，一面是古蜀國的正常的人面像（左），一面是有發結的古蜀國的僧人（佛教徒）的人面像。三、討論
（一組12生肖與佛像組合在一起的玉器。上右是佛像底部的十二生肖之一的“羊”，每尊都在後面有古文字與佛像圖）
如前所述，佛祖（釋迦牟尼）與中國春秋時代的孔子是同時代的人物，然而他所創立的佛教為何在印度不流行？佛教反而在中國十分流行？廣漢三星堆古蜀國的佛教從遠古至今在廣漢及其附近地區乃至成都平原地區反而流行呢？請看下面統計數字，據80年代四川省地名普查小組提供的成都平原的廣漢、雙流、彭縣、什邡等縣的普查結果，據我們不完全統計，當時的廣漢有56個寺、廟（其中有白馬寺、迴龍寺等）；彭縣（彭州市）有85個寺、廟（太平寺、白馬廟等）；什邡縣有50個（真武廟、龍居寺等）；大邑縣有76個（女媧廟、天竺寺等等）、雙流縣有91個（石皇廟、華嚴寺等等），共計358個寺、廟（宮、庵），其時間大致從黃帝－西周－漢－晉－唐－宋－元－明－清等歷朝歷代都有，這些寺、廟（宮、庵）絕大多數都毀於戰火或其他不該發生的年代。據鄰近三星堆遺址不遠的老鄉告知，當時他們那裡有一座規模宏大的真武宮（黃帝的孫子頊顓封為真武大帝），在破“四舊”年代被夷為平地。由此可見，自遠古時代開始，古蜀國佛教就十分流行，當時可能是道、佛二教是合在一起的，因為我們在一尊高1.85m的玉（石）器上，看到有雙手合一（佛教）與雙手合拱（道教）的人物在一起，他們正在“聽”一位“領導人”在宣讀“證書”（或“任命書”）。上述各地的寺（廟）均分佈在成都平原上，時至今日的成都市也有大量的寺、廟地名存在，例如：白馬寺、昭覺寺、大慈寺（唐僧取經前曾在此處呆了二年），華嚴寺、多寶寺、龍潭寺、聖燈寺、萬佛寺、石經寺、紅瓦寺、章靈寺、寶光寺、草堂寺、靈巖寺（都江堰）、開華寺（大邑）、青羊宮（建於西周，起初是個道觀）等等，這些寺、廟絕大多數毀於戰火已不存在，只保留了地名，只有極少數倖免於難被保留了下來！在以成都為中心周邊各縣（市）有如此密集的寺、廟存在於成都平原上，這種客觀存在的現象難道不值得人們去深思嗎？這種現像在全國都是極其少有的。如果佛教不是起源在這裡，如何從遠古至今會有如此眾多的寺、廟存在此地區？雖然這些寺、廟至今不存在，只有極少數殘存，但歷史的記憶是抹不去的！
（用阿富汗產出的青金石（ Lazurite ）礦物雕鑿而成的佛像）
值得注意的是，廣漢古蜀國佛像的發現，它是與中國遠古的傳統文化中的太極圖、十二生肖、八卦組合在一起。在佛經中有一部《大集經》，其中就有十二生肖的論述，為什麼十二生肖會出現在佛經中呢？唯一解釋的是，當中國的十二生肖、佛教文化傳至古印度後，可能是編寫佛經的僧人把它納入佛經中去，故《大集經》中有十二生肖的描述，而且十二生肖傳入古印度後，古印度佛教徒把它與印度的神文化結合在一起組成印度本國的十二生肖神文化。目前已知，在成都市的街道的名字也包含了十二生肖羊、馬、牛、龍、豬、雞等等的街名，例如青羊宮街、羊市街、羊子山路、石羊場、白馬寺路、騾馬市街、走馬街、馬鞍山東路、馬王廟街、牛王廟、龍江路、龍舟路、肥豬市街、牛王廟街、機（雞）投鎮街等等，“小天竺街”一名，說明在古時中、印之間有文化、貿易的交流，（印度古代叫“天竺”，“身毒”），印度人也沿古商道來四川居住，做生意，定居在成都，否則如何解釋會有“天竺”一詞出現在成都的街道名字上呢？佛教的興盛、工業、農業、手工業的發達造成了當時古蜀國確實為中國西南的一個強盛之地，物產豐富，土地肥沃，所以《山海經》中就有“……都廣之野……百穀身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此處的“都廣”即為今日之成都平原。此地乃物產豐富，土地肥沃，人民居安業，後人將此情景擴至四川全省，稱之為“天府之國”。其實，此“天府之國”是一訛傳，查“天府”一詞，首見於《周禮·大宗伯》中，其中說：“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藏焉”。三國時期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這可能是劉備佔領成都後，形容成都平原富裕加以總結再次出現“天府”一詞。在《周禮·大宗伯》所提之“天府”，可能是指國家的博物館（或重要倉庫），諸葛亮再次提“天府”一詞，實指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故後人總結而稱之為“天府之國”。其實，這“天府之國”，實乃是“天佛之國”之誤。“府”與“佛”一字之差，把歷史本來面目掩蓋了，否則如何解釋成都平原（包括成都市本地）寺、廟如此之多呢？當然成都平原物產豐富也是事實。從哲學上來講，不能把“局部的”現象（肥沃），看成為是“整體的”現象（肥沃）。在遠古時代，具體而言，就是在三皇五帝時期的伏羲時代，佛教可能早就在成都平原興起。從動物馴化史得知，野蠶馴化成家蠶是在公元前3500年由中國古羌人完成的（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其時間是在公元前8400年由美洲土著人完成的）。如此推測，蠶馴化成功時間相當於中國的黃帝時代（5000－5500年）。可見在公元3500年以前，黃帝原配夫人嫘祖把野蠶家養之後，製成絲綢改善人民生活，養蠶成為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養蠶繅絲，製成絲織品進行貿易，使成都在古代就成為重要絲織品城市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從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玉器上的衣眼就可以看出來。當時人們為了慶祝五穀豐收，求神拜佛成為日常的重要活動之內容，原始宗教應運而生，我們在數件高1.3m左右的玉（石）器上看到巫師在做法事（拿法器、跳舞、占卜）穿的都是很好的絲綢衣服，這種做法事活動（拿法器比劃，跳舞，占卜等等）至今在羌族，彝族中有遺存，儺舞也就是明顯的例子，儺舞在四川各地都有表現，這是一種宗教表現形式。成都的青羊宮是西周時期的道觀，大邑鶴鳴山是道教一場所，就連峨嵋山原先在魏、晉時期都是道觀。由上所述，四川廣漢古蜀國佛教文化的遠播是通過從四川（成都）－雲南（保山）－緬甸（密支那）－印度進而進入阿富漢直達歐洲的古商道向外傳播的。這是一條民間的古商道，如果沒有這條古商道，漢朝的張騫就不可能在大夏看到“蜀布”和“邛杖”。張騫的鑿空之行是在公元前139－138年，有專家認為，所謂大夏可能是梵文“Tuher”轉譯讀音而來。已故的羌族文化學者楊光成（2002年）認為：西藏的“昌都”可能是“羌都”的誤稱。此外，西藏還有羌舞（Dharmadance）（面具舞），此種面具舞與四川儺戲十分相似，儺與雒同音，四川廣漢古稱雒城，儺戲也是一種有宗教色彩的戲。我們在古蜀國玉（石）器上就看到有跳舞做法事、拿面具遮住臉部的古蜀國人。西藏民族現今載面具跳的那種舞姿式可能就是古羌族的“禹步舞”。（
這是一尊重 22.91kg ，高 48cm 的水晶佛像，額頭上嵌上（粘上）有一顆直徑 1.2cm 的紅色寶石）
（用阿富汗產出的青金石（ Lazurite ）礦物雕鑿而成的佛像）值得注意的是，廣漢古蜀國佛像的發現，它是與中國遠古的傳統文化中的太極圖、十二生肖、八卦組合在一起。在佛經中有一部《大集經》，其中就有十二生肖的論述，為什麼十二生肖會出現在佛經中呢？唯一解釋的是，當中國的十二生肖、佛教文化傳至古印度後，可能是編寫佛經的僧人把它納入佛經中去，故《大集經》中有十二生肖的描述，而且十二生肖傳入古印度後，古印度佛教徒把它與印度的神文化結合在一起組成印度本國的十二生肖神文化。目前已知，在成都市的街道的名字也包含了十二生肖羊、馬、牛、龍、豬、雞等等的街名，例如青羊宮街、羊市街、羊子山路、石羊場、白馬寺路、騾馬市街、走馬街、馬鞍山東路、馬王廟街、牛王廟、龍江路、龍舟路、肥豬市街、牛王廟街、機（雞）投鎮街等等，“小天竺街”一名，說明在古時中、印之間有文化、貿易的交流，（印度古代叫“天竺”，“身毒”），印度人也沿古商道來四川居住，做生意，定居在成都，否則如何解釋會有“天竺”一詞出現在成都的街道名字上呢？佛教的興盛、工業、農業、手工業的發達造成了當時古蜀國確實為中國西南的一個強盛之地，物產豐富，土地肥沃，所以《山海經》中就有“……都廣之野……百穀身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此處的“都廣”即為今日之成都平原。此地乃物產豐富，土地肥沃，人民居安業，後人將此情景擴至四川全省，稱之為“天府之國”。其實，此“天府之國”是一訛傳，查“天府”一詞，首見於《周禮·大宗伯》中，其中說：“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藏焉”。三國時期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這可能是劉備佔領成都後，形容成都平原富裕加以總結再次出現“天府”一詞。在《周禮·大宗伯》所提之“天府”，可能是指國家的博物館（或重要倉庫），諸葛亮再次提“天府”一詞，實指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故後人總結而稱之為“天府之國”。其實，這“天府之國”，實乃是“天佛之國”之誤。“府”與“佛”一字之差，把歷史本來面目掩蓋了，否則如何解釋成都平原（包括成都市本地）寺、廟如此之多呢？當然成都平原物產豐富也是事實。從哲學上來講，不能把“局部的”現象（肥沃），看成為是“整體的”現象（肥沃）。在遠古時代，具體而言，就是在三皇五帝時期的伏羲時代，佛教可能早就在成都平原興起。從動物馴化史得知，野蠶馴化成家蠶是在公元前3500年由中國古羌人完成的（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其時間是在公元前8400年由美洲土著人完成的）。如此推測，蠶馴化成功時間相當於中國的黃帝時代（5000－5500年）。可見在公元3500年以前，黃帝原配夫人嫘祖把野蠶家養之後，製成絲綢改善人民生活，養蠶成為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方面，養蠶繅絲，製成絲織品進行貿易，使成都在古代就成為重要絲織品城市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從三星堆出土的大立人玉器上的衣眼就可以看出來。當時人們為了慶祝五穀豐收，求神拜佛成為日常的重要活動之內容，原始宗教應運而生，我們在數件高1.3m左右的玉（石）器上看到巫師在做法事（拿法器、跳舞、占卜）穿的都是很好的絲綢衣服，這種做法事活動（拿法器比劃，跳舞，占卜等等）至今在羌族，彝族中有遺存，儺舞也就是明顯的例子，儺舞在四川各地都有表現，這是一種宗教表現形式。成都的青羊宮是西周時期的道觀，大邑鶴鳴山是道教一場所，就連峨嵋山原先在魏、晉時期都是道觀。由上所述，四川廣漢古蜀國佛教文化的遠播是通過從四川（成都）－雲南（保山）－緬甸（密支那）－印度進而進入阿富漢直達歐洲的古商道向外傳播的。這是一條民間的古商道，如果沒有這條古商道，漢朝的張騫就不可能在大夏看到“蜀布”和“邛杖”。張騫的鑿空之行是在公元前139－138年，有專家認為，所謂大夏可能是梵文“Tuher”轉譯讀音而來。已故的羌族文化學者楊光成（2002年）認為：西藏的“昌都”可能是“羌都”的誤稱。此外，西藏還有羌舞（Dharmadance）（面具舞），此種面具舞與四川儺戲十分相似，儺與雒同音，四川廣漢古稱雒城，儺戲也是一種有宗教色彩的戲。我們在古蜀國玉（石）器上就看到有跳舞做法事、拿面具遮住臉部的古蜀國人。西藏民族現今載面具跳的那種舞姿式可能就是古羌族的“禹步舞”。（
這是一尊重 22.91kg ，高 48cm 的水晶佛像，額頭上嵌上（粘上）有一顆直徑 1.2cm 的紅色寶石）
（重 14.04kg ，高 48cm 的水晶女佛像頭，胸部與額頭相嵌有寶石，頭上有黃金做的髮箍為正面）四、結語
以上所述，在三皇五帝時期的伏羲時代，四川廣漢古蜀國就有原始的佛教，大量的佛像在玉器上（玉牙璋、玉壁），象牙上出現，而且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十二生肖、太極圖、八卦組合在一起，這些實物就能很好地說明佛教的起源問題。
上圖為僧人在誦經、奏樂、拜佛（上）和拿“琴”演奏（下）
我們只討論原始佛教的起源與傳播，而不涉及它的具體內容，更不涉及其他宗教（印度教、基督教、阿拉伯教等等）。關於佛像頭的起源有三種假設，即印度說、希臘說、意大利說，所有這些說法都未能提供實物，本文提供了完整的佛像頭實物，這個佛像頭與樂山大佛、雲崗石窟、大足石刻等地的佛像頭及國外有關佛像頭圖形是基本一致的。此外還有玉石做的佛像頭，所以關於佛像頭的起源，都可能來自四川古蜀國。其實，在遠古時代，道、佛二教可能是合一的，本文圖17中公佈了一尊在廣漢古蜀國發現的道教的玉人像。我們現收集了不同形狀的佛像約有近20種類型，而文獻中記載的有32種類型。總之，隨著古道路的一段一段地被打通，民族遷移走廊一節一節地形成，古蜀國人當時的原始佛教思想觀念、文化藝術、風俗習慣、工藝技術等等，會不斷地向外傳播，最為明顯的是為什麼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發現有中國的太極圖呢？為什麼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會出土有7000年前中國的“易卦”符號呢？中國遠古的十二生肖為何遠在墨西哥出現？在東南亞的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越南、日本、朝鮮、韓國等都有十二生肖的風俗習慣。中華文化對世界的深遠影響不可低估！中國一位知名的學者說：“如果沒有古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在巴蜀文化中求得解決”。我們早在6年以前就已提出了“三星堆玉器改寫中國歷史”的觀點（見香港大公報2008年3月7日報導），近年來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古蜀國可能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之地，四川省的閬中、鹽亭和廣漢三地蘊藏了大量遠古信息。在這個三角地帶，還有可能還是世界文明的源頭！我們數年前就提出建議，要像建立《敦煌學》（Denghuanglogy）那樣來建立《三星堆學》（ShamXingduilogy），集中多學科的專家來研究三星堆古蜀國出土的文物（包括國家的、民間收藏的玉器、青銅器、陶器、竹筒、龜殼等），單純依靠考古界可能很難來完成如此重任。尤其是其上的古文字，文字的破譯可能會找到一個比商王朝更古老的王朝，才可能揭開中國歷史的真面目！任何一件事物的出現都會有它的起始點（原點），而後向外擴散。結論是：早在現今的《絲綢之路》前，天佛之國（不是天府之國）的四川，其佛教思想理念可能早已通過川－雲－緬－印古商道，或川－甘－青－疆－藏的古民族遷徙之道向外傳播，《絲綢之路》從東方向西方傳播，是多條道路的，但總的方向是從東方到西方。現今學界認為的《絲綢之路》可能是漢、隋、唐以後的事情，可能在此前，原先的《絲路文化》就已早開始了。文中不妥之處，望國內外方家匡正。本文只起作拋磚引玉的作用。附記：如同研究足球的起源那樣，長期以來，關於足球的起源的話語權都被外國壟斷，他們一致認為，足球起源是在×國或××國，不在中國。後來一位研究足球起源的中國專家經過多年的努力，收集證據、實物，證實足球肯定起源於中國，且已有2400年曆史。後來向國際足聯申請，經國際足聯討論採納了中國專家的意見，確認足球是起源在中國，最終把“足球博物館”建在中國山東。（
這是一座水晶佛像，胸部浮刻有右旋的“卐”，佛座在蓮花上）
由此可見，話語權十分重要，它是以實物證據為基礎，只要你手中有實物你就有實力，你就有話語權。然而，往往是我們手中有實物，由於本身研究不夠，加之自己內部又內耗，互相拆台，故而不敢向舊的傳統觀念進行挑戰，失去了話語權的機會（×××晶體結構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位偉人說的好，“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認真‟二字” （
彝文中出現的右旋卐與左旋[ 卍] 和西藏苯教的教徽卍）
上圖為僧人在誦經、奏樂、拜佛（上）和拿“琴”演奏（下）
我們只討論原始佛教的起源與傳播，而不涉及它的具體內容，更不涉及其他宗教（印度教、基督教、阿拉伯教等等）。關於佛像頭的起源有三種假設，即印度說、希臘說、意大利說，所有這些說法都未能提供實物，本文提供了完整的佛像頭實物，這個佛像頭與樂山大佛、雲崗石窟、大足石刻等地的佛像頭及國外有關佛像頭圖形是基本一致的。此外還有玉石做的佛像頭，所以關於佛像頭的起源，都可能來自四川古蜀國。其實，在遠古時代，道、佛二教可能是合一的，本文圖17中公佈了一尊在廣漢古蜀國發現的道教的玉人像。我們現收集了不同形狀的佛像約有近20種類型，而文獻中記載的有32種類型。總之，隨著古道路的一段一段地被打通，民族遷移走廊一節一節地形成，古蜀國人當時的原始佛教思想觀念、文化藝術、風俗習慣、工藝技術等等，會不斷地向外傳播，最為明顯的是為什麼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發現有中國的太極圖呢？為什麼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會出土有7000年前中國的“易卦”符號呢？中國遠古的十二生肖為何遠在墨西哥出現？在東南亞的泰國、緬甸、柬埔寨、老撾、越南、日本、朝鮮、韓國等都有十二生肖的風俗習慣。中華文化對世界的深遠影響不可低估！中國一位知名的學者說：“如果沒有古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構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完整圖景，……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在巴蜀文化中求得解決”。我們早在6年以前就已提出了“三星堆玉器改寫中國歷史”的觀點（見香港大公報2008年3月7日報導），近年來的研究進一步表明，古蜀國可能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之地，四川省的閬中、鹽亭和廣漢三地蘊藏了大量遠古信息。在這個三角地帶，還有可能還是世界文明的源頭！我們數年前就提出建議，要像建立《敦煌學》（Denghuanglogy）那樣來建立《三星堆學》（ShamXingduilogy），集中多學科的專家來研究三星堆古蜀國出土的文物（包括國家的、民間收藏的玉器、青銅器、陶器、竹筒、龜殼等），單純依靠考古界可能很難來完成如此重任。尤其是其上的古文字，文字的破譯可能會找到一個比商王朝更古老的王朝，才可能揭開中國歷史的真面目！任何一件事物的出現都會有它的起始點（原點），而後向外擴散。結論是：早在現今的《絲綢之路》前，天佛之國（不是天府之國）的四川，其佛教思想理念可能早已通過川－雲－緬－印古商道，或川－甘－青－疆－藏的古民族遷徙之道向外傳播，《絲綢之路》從東方向西方傳播，是多條道路的，但總的方向是從東方到西方。現今學界認為的《絲綢之路》可能是漢、隋、唐以後的事情，可能在此前，原先的《絲路文化》就已早開始了。文中不妥之處，望國內外方家匡正。本文只起作拋磚引玉的作用。附記：如同研究足球的起源那樣，長期以來，關於足球的起源的話語權都被外國壟斷，他們一致認為，足球起源是在×國或××國，不在中國。後來一位研究足球起源的中國專家經過多年的努力，收集證據、實物，證實足球肯定起源於中國，且已有2400年曆史。後來向國際足聯申請，經國際足聯討論採納了中國專家的意見，確認足球是起源在中國，最終把“足球博物館”建在中國山東。（
這是一座水晶佛像，胸部浮刻有右旋的“卐”，佛座在蓮花上）
由此可見，話語權十分重要，它是以實物證據為基礎，只要你手中有實物你就有實力，你就有話語權。然而，往往是我們手中有實物，由於本身研究不夠，加之自己內部又內耗，互相拆台，故而不敢向舊的傳統觀念進行挑戰，失去了話語權的機會（×××晶體結構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位偉人說的好，“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認真‟二字” （
彝文中出現的右旋卐與左旋[ 卍] 和西藏苯教的教徽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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