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鋼琴奏鳴曲
(獻給卡爾·馮·李希諾夫斯基親王)
bA大調Op．26
這首奏鳴曲已向浪漫的表現方向邁進了一大步，顯示了貝多芬作曲風格變得更為圓熟、更為奔放，它放棄了曲式第一的觀念，在音樂中融入了嶄新的內容與生命。
這首奏鳴曲1802年3月3日由維也納卡比社(Cappi)發行出版的時候，它被標記為“為大鍵琴或鋼琴的大奏鳴曲”(Grand Sonata pour le Clavecin ou Pianoforte)，受呈獻者是卡爾·馮·李希諾夫斯基親王。貝多芬在這段時間的生活費都由這位親王供應，親王還贈送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用的樂器。被命名為“大奏鳴曲”不是由貝多芬自己命名的，而是出版者給加上去的。在同一年裡，貝多
芬還寫作了兩首“幻想奏鳴曲”Op．28以及為舞劇《普羅米修斯的創造》所寫的序曲等。我們也同樣可以從中得知，本奏鳴曲與舞劇《普羅米修斯的創造》之間有著密切或間接的關係。
從這首奏鳴曲中可以看出：這時期貝多芬所關心的並不僅是奏鳴曲的問題，而對變奏曲也顯示了不尋常的熱忱，注意了變奏曲的性格分化特質。雖然這首奏鳴曲由四個樂章組成，但沒有一個是屬於奏鳴曲形式的樂章。第一樂章是主題和變奏；第二樂章是複三部曲式的詼諧曲；第三樂章是極富魅力的《葬禮進行曲》；第四樂章是迴旋奏鳴曲式(很像是一首練習曲) 。貝多芬在奏嗚曲中使用變奏曲與進行曲，是第一回的，是貝多芬對於奏鳴曲結構的劃時代的試驗，是他向新方向的大膽原始構想邁出的第一步。在這首奏鳴曲內，表現為自由而英勇鬥爭相關係的第三樂章，貝多芬特別標明為《悼念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禮進行曲》。這個樂章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都是一個獨特性的嘗試，也可以把它當作《第三(英雄)交響曲》中“葬禮進行曲”的預備或者練習。
如果把貝多芬的一生創作分為三個時期來看，那麼這部作品是屬於第二時期的入門之作。貝多芬對於基調和主題的自由選擇，致使他的音樂手法起了很大的變化，從過去單純的演奏本位逐漸成長為把人的內心生活和豐富的體驗表現出來，形成了貝多芬式的抒情、熱情和戲劇性特性。
蘭茲對這首奏鳴曲的評價非常高，他看到其中各個樂章異常統一，“形式的尊貴”與“想像力的飛翔”相諧調，稱本奏鳴曲可能是貝多芬鋼琴奏鳴曲中最完善的一首。這首奏鳴曲的鋼琴織體靈活多變，沒有勉強的、誇張的成份，使得奏鳴曲也成為肖邦所喜愛的奏鳴曲之一。羅曼·羅蘭試圖說明本奏鳴曲的“有機性不足”，他寫道：“……評論者們絞盡腦汁，尋找解釋四個樂章連貫性的鑰匙，特別是解釋在《葬禮進行曲》之後，歡快的(A1legro)的涵義。事實上，貝多芬在那時完全不關心這些印象間的衝突(以後他就不那麼漠不關心)，甚至可以這樣說，他自願尋找這種多樣性，從草稿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開始先安排了最後樂章歡快的(Allegro)，然後預見了小步舞曲和ba小調陰沉的進行曲。顯而易見，那時他是以各式各樣的片斷來構思作品的，只是以風格、調性色彩來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羅曼·羅蘭的這些論斷也使我們看到了貝多芬在這首奏鳴曲中堅定地探索奏鳴曲整體的標題性及感情結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釋貝多芬奏鳴曲創作的整個歷史性發展道路。
總之，這首奏鳴曲總的緊張度似乎是與0p．22奏鳴曲相對立的。按照羅曼·羅蘭精確的詞語，那兒“任何多情善感難以接近，”而這兒“感情統治者，其中有許多是溫柔的、真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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