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巴黎啟動新城計劃,最後形成了五座衛星城,將工業、金融業等遷出了中心區,打破了單一發展中心城區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城市病。
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巴黎都穩坐“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寶座。不過,19世紀中葉經過奧斯曼的改造後,巴黎才成為一座現代都市。
奧斯曼對巴黎社會與經濟空間的體系化改造,重塑了這座城市。但這不是巴黎的最後一次改造,此後的巴黎經過屢次改造,才形成目前巴黎的城市樣貌。
現在核心的巴黎市,主要是大環城公路以內的區域,面積只有105.4平方公里,人口200多萬。而巴黎大區則囊括了巴黎市和周圍的七個省,面積達12000平方公里,人口約1000萬,幾乎佔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
20世紀60年代,巴黎啟動新城計劃,最後形成了五座衛星城,將工業、金融業等遷出了中心區,打破了單一發展中心城區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城市病。
多位受訪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中國的大城市病應該通過衛星城去解決,而衛星城要有較強的穩定的功能,定位要明確,和主城區的交通聯繫要方便,比如巴黎的地鐵(Metro)和城郊快線(RER)站點密布,將市區與其他地區聯繫起來。
相比之下,北京的衛星城規劃相對較晚。而且,巴黎的衛星城主要是為了解決居住和就業的平衡,但北京核心城區聚集了眾多的城市功能,需要疏解更多功能,尤其央企的總部集聚等問題引起了多方的議論。
擴建5座衛星城疏散人口
歷史上,巴黎大區經歷過無數次市政規劃與建設。
二戰後,巴黎人口增長迅猛,原先產業集中在城市核心區內,城區邊緣主要為住宅群的格局,所造成的問題日益突出。
大量人口湧入首都巴黎,而巴黎以外的外省地區被抽空,加劇了首都與其他地區的發展不平衡。1947年,法國經濟學家讓·弗·格拉維埃在其著作《巴黎與法蘭西荒漠》中,把這種現象稱為“繁榮的巴黎”和“荒涼的外省”。
20世紀60年代,巴黎啟動新城計劃,擴建衛星城,將中心市區的產業人口向外遷移。
如今,巴黎大區主要包括巴黎市和周邊七個省。巴黎市俗稱“小巴黎”,面積只有105平方公里,以一條環小巴黎的環城道路為界,比上海內環線內的面積還小。
巴黎大區則包括巴黎市和其周圍的上塞納省、瓦勒德馬恩省、塞納-聖但尼省、伊夫林省、瓦勒德瓦茲省、塞納-馬恩省和埃松省。這七個省又可以分為內圈的三個省和外圈的四個省。
“因為巴黎市區太小,所以決定它的新功能必須是在市區以外的地方。”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巴黎五座衛星城的建設,是在巴黎市外圈和內圈的三個省內。這五座衛星城,從北開始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是:西北的賽爾基-蓬杜瓦茲,東邊的馬恩-拉瓦萊,東南的默龍-色納,南邊的埃夫里,西邊的聖康丁-昂-伊夫利納。
這些衛星城距離城市中心平均25公里左右,交通便利且集聚了各種產業,比如著名的迪士尼樂園就位於新城之一的馬恩-拉瓦萊。
法國人習慣將衛星城稱作“新城”。法國新城運動的目的較為單一,主要是為了疏散人口。
二戰後,巴黎的人口增長極其迅猛(年均超過1%)。1946年,巴黎城區宣布停發建設許可證,同時鼓勵在郊區建造房屋。逐漸形成了以市區為中心,商業、金融、行政等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核心區內,城區邊緣則主要為住宅群的格局。
由於郊區商業設施匱乏、交通不便、就業機會少,造成居住地和工作場所之間的距離增加、交通緊張,使得這座城市的矛盾加劇。
多番嘗試後,巴黎選擇了衛星城建設。法國政府為這次改造做了大量規劃。1961年專門成立了“地區規劃整頓委員會”,統一領導巴黎市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同時,在巴黎大區設置了“巴黎大區城市規劃與開發研究所”,對巴黎大區的建設提出規劃和方案。
1963年出台的《巴黎大區規劃指導方案》和1964年編制的《巴黎地區國土開發與城市規劃指導綱要1965-2000》,規劃在巴黎周圍設立了8個(後改為5個)人口規模介於30萬-100萬之間的新城,形成多中心的區域空間格局。
並非所有的衛星城都成功
根據多位專家的考察調研,巴黎的5個新城中,最成功的是迪士尼所在的馬恩-拉瓦萊新城和西北的賽爾基-蓬杜瓦茲。
“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馬恩-拉瓦萊,商務活動、總部經濟的功能在馬恩-拉瓦萊和賽爾基-蓬杜瓦茲都比較多。”寧越敏說。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鄭時齡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指出,巴黎大區規劃和衛星城的建設值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借鑒,但不同國家不同城市應該區別對待,畢竟存在著多維度的差異。
目前,巴黎大區的面積(12000平方公里)小於北京城的面積(16400平方公里);但巴黎大區目前人口只有1000萬,也遠少於北京的2171萬多。可見,巴黎大區的人口密度小於北京。
巴黎市的人口幾十年一直保持在200萬左右,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巴黎大區的規劃。資料顯示,1975年-1984年,巴黎新城增加的人口占整個巴黎大區域新增人口的47%,這些遷入人口中的四成來自中心城區。
中法兩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目前巴黎大區在整個法國的人口占比一直在下降,其它地區的人口增長較多。而中國目前還處於快速城市化階段,大量的外來人口湧進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中國的區域差別較大,北京又聚集了那麼多的功能,有那麼多的中央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和央企,必然導致人口大量往北京集聚。”寧越敏說。
他和鄭時齡都特別強調,北京的功能疏解,首先應該是體制改革,企業總部不必都集中在北京,“所以這次很多央企表態要支持雄安新區建設。”
另一方面,城市病和城市人口密度沒有必然的關係,而是與規劃、交通、文化等都相關。
在鄭時齡看來,巴黎的軌道交通系統非常值得學習,“主要是它的RER線,用鐵路支持公交運營,市區的地鐵和郊區的大站鐵路雖然由不同公司運作,但使用同一張卡,市區和郊區之間銜接順暢。”
他指出,城市的軌道交通應該是多模式的,中國應該採用鐵路支持、公交運營,人數少時可以開大站車。
當然,巴黎的衛星城並不是都成功了,這些經驗教訓可以供中國借鑒。
“有些規劃帶來的意見還挺大,也沒有解決一些社會矛盾。”鄭時齡說,2005年巴黎郊區爆發社會騷亂,主要原因是人口疏解之後,居民成分太集中,而大區沒有行政職能,只是協調機構,很難處理這類事件。
21世紀經濟報導 姚建莉 上海報導
編輯: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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