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巴黎啟動新城計劃，最後形成了五座衛星城，將工業、金融業等遷出了中心區，打破了單一發展中心城區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城市病。
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巴黎都穩坐“西方世界最大城市”的寶座。不過，19世紀中葉經過奧斯曼的改造後，巴黎才成為一座現代都市。
奧斯曼對巴黎社會與經濟空間的體系化改造，重塑了這座城市。但這不是巴黎的最後一次改造，此後的巴黎經過屢次改造，才形成目前巴黎的城市樣貌。
現在核心的巴黎市，主要是大環城公路以內的區域，面積只有105.4平方公里，人口200多萬。而巴黎大區則囊括了巴黎市和周圍的七個省，面積達12000平方公里，人口約1000萬，幾乎佔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
20世紀60年代，巴黎啟動新城計劃，最後形成了五座衛星城，將工業、金融業等遷出了中心區，打破了單一發展中心城區的模式，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城市病。
多位受訪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表示，中國的大城市病應該通過衛星城去解決，而衛星城要有較強的穩定的功能，定位要明確，和主城區的交通聯繫要方便，比如巴黎的地鐵（Metro）和城郊快線（RER）站點密布，將市區與其他地區聯繫起來。
相比之下，北京的衛星城規劃相對較晚。而且，巴黎的衛星城主要是為了解決居住和就業的平衡，但北京核心城區聚集了眾多的城市功能，需要疏解更多功能，尤其央企的總部集聚等問題引起了多方的議論。
擴建5座衛星城疏散人口
歷史上，巴黎大區經歷過無數次市政規劃與建設。
二戰後，巴黎人口增長迅猛，原先產業集中在城市核心區內，城區邊緣主要為住宅群的格局，所造成的問題日益突出。
大量人口湧入首都巴黎，而巴黎以外的外省地區被抽空，加劇了首都與其他地區的發展不平衡。1947年，法國經濟學家讓·弗·格拉維埃在其著作《巴黎與法蘭西荒漠》中，把這種現象稱為“繁榮的巴黎”和“荒涼的外省”。
20世紀60年代，巴黎啟動新城計劃，擴建衛星城，將中心市區的產業人口向外遷移。
如今，巴黎大區主要包括巴黎市和周邊七個省。巴黎市俗稱“小巴黎”，面積只有105平方公里，以一條環小巴黎的環城道路為界，比上海內環線內的面積還小。
巴黎大區則包括巴黎市和其周圍的上塞納省、瓦勒德馬恩省、塞納-聖但尼省、伊夫林省、瓦勒德瓦茲省、塞納-馬恩省和埃松省。這七個省又可以分為內圈的三個省和外圈的四個省。
“因為巴黎市區太小，所以決定它的新功能必須是在市區以外的地方。”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告訴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
巴黎五座衛星城的建設，是在巴黎市外圈和內圈的三個省內。這五座衛星城，從北開始按順時針方向依次是：西北的賽爾基-蓬杜瓦茲，東邊的馬恩-拉瓦萊，東南的默龍-色納，南邊的埃夫里，西邊的聖康丁-昂-伊夫利納。
這些衛星城距離城市中心平均25公里左右，交通便利且集聚了各種產業，比如著名的迪士尼樂園就位於新城之一的馬恩-拉瓦萊。
法國人習慣將衛星城稱作“新城”。法國新城運動的目的較為單一，主要是為了疏散人口。
二戰後，巴黎的人口增長極其迅猛（年均超過1%）。1946年，巴黎城區宣布停發建設許可證，同時鼓勵在郊區建造房屋。逐漸形成了以市區為中心，商業、金融、行政等主要集中在市中心核心區內，城區邊緣則主要為住宅群的格局。
由於郊區商業設施匱乏、交通不便、就業機會少，造成居住地和工作場所之間的距離增加、交通緊張，使得這座城市的矛盾加劇。
多番嘗試後，巴黎選擇了衛星城建設。法國政府為這次改造做了大量規劃。1961年專門成立了“地區規劃整頓委員會”，統一領導巴黎市的城市規劃和建設。同時，在巴黎大區設置了“巴黎大區城市規劃與開發研究所”，對巴黎大區的建設提出規劃和方案。
1963年出台的《巴黎大區規劃指導方案》和1964年編制的《巴黎地區國土開發與城市規劃指導綱要1965-2000》，規劃在巴黎周圍設立了8個（後改為5個）人口規模介於30萬-100萬之間的新城，形成多中心的區域空間格局。
並非所有的衛星城都成功
根據多位專家的考察調研，巴黎的5個新城中，最成功的是迪士尼所在的馬恩-拉瓦萊新城和西北的賽爾基-蓬杜瓦茲。
“科研力量主要集中在馬恩-拉瓦萊，商務活動、總部經濟的功能在馬恩-拉瓦萊和賽爾基-蓬杜瓦茲都比較多。”寧越敏說。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空間研究所所長鄭時齡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採訪時指出，巴黎大區規劃和衛星城的建設值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借鑒，但不同國家不同城市應該區別對待，畢竟存在著多維度的差異。
目前，巴黎大區的面積（12000平方公里）小於北京城的面積（16400平方公里）；但巴黎大區目前人口只有1000萬，也遠少於北京的2171萬多。可見，巴黎大區的人口密度小於北京。
巴黎市的人口幾十年一直保持在200萬左右，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巴黎大區的規劃。資料顯示，1975年-1984年，巴黎新城增加的人口占整個巴黎大區域新增人口的47%，這些遷入人口中的四成來自中心城區。
中法兩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目前巴黎大區在整個法國的人口占比一直在下降，其它地區的人口增長較多。而中國目前還處於快速城市化階段，大量的外來人口湧進北京、上海等大都市。
“中國的區域差別較大，北京又聚集了那麼多的功能，有那麼多的中央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和央企，必然導致人口大量往北京集聚。”寧越敏說。
他和鄭時齡都特別強調，北京的功能疏解，首先應該是體制改革，企業總部不必都集中在北京，“所以這次很多央企表態要支持雄安新區建設。”
另一方面，城市病和城市人口密度沒有必然的關係，而是與規劃、交通、文化等都相關。
在鄭時齡看來，巴黎的軌道交通系統非常值得學習，“主要是它的RER線，用鐵路支持公交運營，市區的地鐵和郊區的大站鐵路雖然由不同公司運作，但使用同一張卡，市區和郊區之間銜接順暢。”
他指出，城市的軌道交通應該是多模式的，中國應該採用鐵路支持、公交運營，人數少時可以開大站車。
當然，巴黎的衛星城並不是都成功了，這些經驗教訓可以供中國借鑒。
“有些規劃帶來的意見還挺大，也沒有解決一些社會矛盾。”鄭時齡說，2005年巴黎郊區爆發社會騷亂，主要原因是人口疏解之後，居民成分太集中，而大區沒有行政職能，只是協調機構，很難處理這類事件。
21世紀經濟報導 姚建莉 上海報導
編輯：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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