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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足坛首位美女老板、《福布斯》估计坐拥近12亿美元身家的戴秀丽要离婚了。她的丈夫、57岁的托尼·霍肯（Tony Hawken，也有媒体称之为Anthony Hawken）日前接受英国《泰晤士报》访问时称，自己已向戴秀丽提出离婚，想要结束两人21年的婚姻，原因则令人瞠目：自己厌倦了太富裕的生活。
丈夫厌倦富人生活
51岁的戴秀丽是中国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的始创人。她在哈尔滨出生，做过五年记者。1991年，戴秀丽赴英国学习英文时，透过相亲结识任职数学老师的丈夫霍肯，婚后又名秀丽·霍肯。1994年，戴秀丽回国发展房地产生意，并于1996年创立人和，靠租用弃置防空洞大搞地下商城起家。她现在拥有22家“地下商场”和一支中国大陆足球队。
虽然戴秀丽的商业帝国迅速崛起，但丈夫霍肯完全没有参与戴秀丽家族的生意。Linkedin网站上显示为Anthony Hawken的人名资料显示，这位霍肯先生于1995年3月起在哈尔滨大学作为讲师教授英语计算机科学，一年零一个月后就返回英国，此后先后在英国几所学校里做讲师，一直到2006年辞职。他目前在Linkedin的状态是“自由职业”。
霍肯因厌倦富人生活而选择离婚的举动并非毫无预兆。早在2011年5月，戴秀丽进入全英富豪榜之际，他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的时候就透露，自己的生活因为妻子的财富而被影响，“妻儿花钱大手大脚”。《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这对夫妇在过去二十年聚少离多，妻子戴秀丽更喜欢呆在中国处理她的事业，霍肯则坚守在一座与自家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地位相距甚远的房子里—伦敦郊区一栋三居室半独立住宅。直到自己的藏书堆满了所有房间，再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他才于2011年搬进萨里郡一处价值150万英镑的豪宅里。戴秀丽买了一台55英寸电视，即便在中国普通中产家庭，这也不算奢侈，霍肯却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原来的那个电视已经很好，为什么要新的？因为节俭，霍肯多年来一直开着一辆旧尼桑轿车，他的朋友因此大多不知道霍肯一家的实际经济状况。
两架私人飞机在中超绝无仅有
戴秀丽的中国生活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她虽然不算是传说中那种高调的中国式土豪，但在中国的名利圈内，勤俭低调并不被鼓励，也不符合上层的习惯。早前媒体称，戴秀丽的香港公司位于中环，地下车库私属的十个车位，“停的均为宾利、劳斯莱斯这种级别的豪车”。人和在香港拥有的一艘大型豪华游轮，市值估计上亿，“在香港只有李嘉诚的游轮能与之媲美，而公司所属的两架私人飞机在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中也是绝无仅有”。《泰晤士报》称，霍肯有一次与戴秀丽及亲戚到中国，众人坐游艇出海，戴秀丽带来一批每瓶价值逾900英镑的贵价酒与众人分享。
对于更多的中国富豪来说这些算不上太奢侈，但人与人的追求总是不同的。对于平时、不修边幅满足于每瓶十镑的平价酒、爱在Wetherspoon pub（英国一连锁酒吧）吃午餐，也不喜欢名牌的英国人霍肯而言，妻子的生活过于铺张奢侈，且毫无必要。作为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霍肯习惯性地保持自我节制的消费理念，因此与富豪妻子的相处，更多地变成了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抗争”。
这种生活，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在其《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一书中有一段形象的描述：“那些娶了一位大学里相识的中上阶级太太而在阶级序列上跳跃上升的男性，有时会对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而感到憎恶与恼火。比如，他们会坚持称晚餐为TEA，会在花园里种下蒲苇和万寿菊，会拒绝将豌豆放在叉背上，会故意在圣诞晚宴上说出toilet或settee之类的词来激怒他的岳母。”
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走到了抗争状态，离婚就成了顺其自然的结局。
没落贵族遇上中国土豪
对于财富的不同理解，不仅来自中产阶级和财富新贵之间的天然反感，这背后还有令人无奈的中西方对于财富和消费的理解差异。从这个角度来看，霍肯闹离婚或许没有那么令人诧异—他们之间是东西方文化不可逾越的鸿沟。毕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写，“一方面是尚未受到损害的天真未凿的生活享乐，一方面是恪守律条的矜持的自我节制和传统的伦理行为，这两种态度甚至在今天也是构成英国民族特点不可分割的组成因素。”英国人享受本真生活和自我节制这两点，恰恰与不必要的财富很难相容。在霍肯离婚的选择背后，更多像是一种拒绝被金钱改变的文化和对自我的坚持。
17世纪发起的清教运动，让清教主义在西方社会扎根。在新教运动后，西方社会对于财富和消费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并以此影响了之后数百年整个西方世界的走向。在世俗生活上，清教徒主张节俭、勤劳，厌恶懒惰和邪恶，马克思·韦伯认为，这些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观念及财富观念产生深远影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西方富豪们并不会无节制地挥霍金钱，在他们的文化中，对金钱的节制才是美德。
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会有巴菲特住在半世纪前买下的旧屋这种故事。与此相类似，在餐饮、出行等日常生活中挥霍财富，也常被认为是低俗之举。几年前比尔·盖茨宴请胡锦涛主席吃饭时也只是做了鱼排。这在西餐里属于“好的菜品”，而不是“奢侈菜品”。相比中国富人的奢侈消费方式，就连曾被欧洲人视为暴发户的美国富豪也要内敛得多。他们的财富使用方式也日益趋近多元化。如学者梁滨在其《奢侈消费辩证观：经济学、社会学双重视角评析》一文中所指出，“当今美国富人已经摆脱美国历史上直露浮夸的单纯以金钱的奢华来展示社会地位的行为方式。富豪们逐渐习惯于通过一些非常微妙的方式来炫耀财富和追逐社会地位，比如慈善捐款，以财富来换取政治地位等。”
而英国人，就更有那么点愈是没落的贵族，愈是刻意保持与暴发户做派的距离的风格。“特别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上层阶级，对钱更是敏感有加。”凯特·福克斯曾举例，“英国人认为谈论人们花了多少钱买圣诞礼物，是无与伦比的粗俗”。从婚礼、圣诞到乔迁和葬礼，越是上层阶级的仪式，越是传统、简单，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讲究。
至于来自神秘东方的土豪们，完全是另外一副做派。这种文化差异在很多地方都有体现。英超的两位华人老板，香港的杨家诚及马来西亚的陈志远，先后都引起了英国球迷的反感。陈志远买下卡迪夫城俱乐部时，风头一时无两。但土皇帝式“改朝换代”的做法—改掉球衣颜色、队徽以及卡迪夫城的队名—很快引起了球迷们的激烈反对。陈志远本人对这些反对则很迷惑，“我把俱乐部从债务缠身、濒临破产中拯救出来，耗巨资打造出51年未有过的辉煌，但是，有些球迷不懂得感恩，令我十分失望。”
对于财富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成熟程度。在赚取财富相对规范的社会，人们对财富并没有太多的惊喜。同时，如果一个社会的追求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财富就会更多地被用来彰显其他方面的人类价值。在戴秀丽的离婚事件中，霍根向英国媒体透露，自己只向身家12亿英镑（约合人民币123亿元）的戴秀丽要了100万英镑的赡养费，100万英镑并不算多，但他认为只要省着点花，已足够他过下半辈子的了。至于他自己的事业—几年前霍肯已经从学校辞职，开始免费教穷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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