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大學高級研究員馬丁• 雅克認為，中國崛起勢不可擋，“會以一種極其深遠的方式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顛覆西方國家200餘年來的主導地位。
我們很快就將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卻依舊沉浸在舊世界之中：我們早已習慣了現在這個世界處理問題的範式與套路，從骨子裡認定它們都是理所當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現實，而非變化的歷史長河中的一部分。
考慮到美國的全球霸權延續了幾十年，西方的霸權地位更是歷史悠久，這種想法不足為奇。我們習慣稱當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國的”，卻很少設想世界是否還會呈現另外的模樣。
馬丁• 雅克所著的《大國雄心》一書
西方經驗的狹隘性
以全球化為例，占主導地位的西方國家普遍認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國家日益西方化的過程，即接受自由市場、西方資本輸入、私有化、法治、人權制度和民主規範的過程，並將其視為理所當然。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西方國家確實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與此同時，自由競爭、市場和技術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強大壓力，使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都呈現出融合和同質化的態勢，隨處可見的摩天大樓、高速公路、移動電話等就是典型例證。
然而，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也形成了強大的全球化反制力量，對本國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等進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隨著國家的日益繁榮昌盛，它們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更加自信，越來越不願意效仿西方。
全球化遠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其實相當複雜：美國固然可能是最具影響力的行為體，例如能夠對數輪全球貿易談判施加很大的壓力，但最大的贏家卻是東亞，最大的受益者則是中國。
馬丁• 雅克(Martin·Jacques)
全球化進程本身就是無休止的衝突和碰撞的過程：一方面，西方政治壓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斷融合、趨同；另一方面，各國、各地區又不斷呈現出離心化和本土化態勢。
1960年之前，與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農業為主的國家相比，西方國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經濟優勢。但從那之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逐漸縮小了與西方的差距。
結果，發達國家與較為成功的發展中國家之間越來越難以區分，如韓國和中國台灣目前都被視為發達地區。
這就帶來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隨著這些國家和地區逐步達到西方的發展水平，它們會變得更像西方，還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顯然，趨同的壓力將導致前者，而離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將導致相反的趨勢。
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只存在唯一一種現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製度、價值觀、習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場和民主等規範。此外，那些自認為比他人更加先進、更加文明的民眾和文明通常都覺得，落後的國家只有按照先進國家的發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趕上。
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越來越擁有影響力的世界來說，這場討論的意義是深遠的。如果它們最後發展成類似西方的國家，換句話說，即實現西方現代性，那麼新世界將與我們早已習慣的當代世界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僅以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西4 個國家為例，屆時它們在本質上幾乎與西方無異。
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設想的未來。福山預言後冷戰時代將建立在一種體現自由市場和民主等西方原則的全新普世主義上。
如果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方式有別於、甚至迥異於西方模式，那麼其主導的世界將與我們當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製造”的世界完全不同。
在20 世紀下半葉之前，只有西方國家才具有現代性（其中日本是個特例），因為也只有這些國家實現了經濟騰飛。可能有人認為，蘇聯模式也是一種現代化的路徑。但從人均GDP、農村人口所佔比例及技術水平等方面來衡量，蘇聯與自己聲稱的正好相反，它依然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
此外，儘管蘇聯是個歐亞國家，但它卻是一個傳統的歐洲國家，沿襲了很多西方傳統。
日本是一個特例，“二戰”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並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 世紀70 年代才開始工業化進程。但1945 年以後，在經濟方面，日本一躍成為西方國家的強勁對手，到20 世紀80 年代，更是發展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不過，日本在這一時期總是試圖表明自己具備成為西方國家的特質，盡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戰” 戰敗後一直被美國占領，直至1951 年。日本的憲法是由美國製定的，無權保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護不得不依賴1951 年締結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
即使沒有淪為美國的附屬國，日本的主權也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於這些原因，日本儘管在文化方面與西方國家存在極大的差異，但卻依舊不屈不撓地試圖強調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現代世界的成員幾乎全都是西方國家，包括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換言之，便是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筆下的“歐洲分支”（European offshoots），即歐洲移民定居的國家以及歐洲後來征服的國家。
實際上，西方現代性，或者說我們迄今為止所知道的現代性，只是人類發展歷程中的很小一部分。這些現代性經驗或是歐洲的，或源於歐洲，它們完全或大部分共享著同樣的文化、政治、思想、種族和民族特徵。
然而，西方經驗的狹隘性和由此導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為人們所忽視。在過去的200 多年裡，西方國家一直處於主導地位。但隨著那些擁有不同於西方文化、歷史及文明遺產的國家開始了現代化進程，西方經驗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就越發明顯。
中國影響力不限於經濟
我認為世界上並非僅有一種現代性的模式，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豐富多樣、相互競爭的現代性並存的世界的誕生。這正是21世紀全新的、獨有的特徵之一，我們迎來了一個我稱之為“現代性競爭”的時代。
直至20 世紀50年代末，第一批東亞國家和地區—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才開始了經濟騰飛。70 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一些國家才加入了這一行列，再後來是中國。
一些特徵曾或多或少地僅局限於東亞國家和地區——我指的是東北亞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及台灣和香港地區），及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和越南等），現如今已迅速擴散到其他地區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陸。
1950 年，美國GDP幾乎是東亞國家的3倍，所有亞洲國家的2倍。而到了2001年，美國GDP僅是亞洲的2/3，同時也遠低於東亞的水平。
儘管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蓬勃發展，但到目前為止，中國才是最重要的經濟體。中國是新世界的開創者和驅動力，對新世界擁有日益強大的支配權。短短十餘年的時間，其影響力已經遍及東亞、中亞、南亞、拉丁美洲和非洲。
中國與韓國、中國台灣等早期的亞洲新興國家和地區截然不同，中國從來就不是美國的附庸，同時還擁有龐大的人口規模。因此，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是亞洲其他新興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還存有一種共識，即無論是作為現代性的結果，還是作為現代性的前提條件，抑或是這兩種情況的結合體，中國最終將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
過去30 多年裡，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是以這種信念為基調的，也為美國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對中國的出口開放市場、贊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允許中國成為日益成熟的國際組織成員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觀點認為，從根本上看，中國的崛起不會對世界產生太大的改變。這種看法基於三個關鍵假設：從本質來講，中國的挑戰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中國必將成為一個典型的西方國家；隨著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接受現有國際制度，現存國際體系仍然會一如既往。
然而，所有的假設都是錯誤的。中國的崛起將會以一種影響極其深遠的方式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
現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國經濟崛起帶來的影響，尤其是次貸危機之前許多消費品價格持續下降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 倍，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兩位數。
高盛公司預測，到2027 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儘管屆時中國依然處於向現代經濟體轉變過程的相對初級階段。這些經濟預測可謂驚心動魄。
然而，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假定中國的影響本質上主要表現在經濟方面呢？新崛起的國家必然會憑藉經濟實力來追求更為遠大的政治、文化和軍事目標，中國也必將成為具有統治性的力量。
但是要西方國家去想像這種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由於佔據全球支配地位的時間太久，西方國家已經用這些假設禁錮了自己的思想，已經無法做到從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它們習慣於用西方化的標準來衡量一個國家取得進步的程度，西方國家一直自認為是人類發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特徵顯得名副其實，而其他國家進步與否、進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異，被視為落後的代名詞，他們認為這將隨著經濟現代化的進程逐步消失。
但是，認為中國將會順理成章地變成一個西方式的國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國的歷史和文化，與西方幾乎毫無共同之處。只有剔除歷史和文化的影響，將世界簡化成只關乎經濟和技術的時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國變得越來越西方的結論。
東亞國家雖然經歷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歐洲殖民統治，又被美國權勢籠罩了半個世紀，但它們事實上並沒有西化太深，這實在令人稱奇。如果這個說法適用於整個東亞地區，那它就更適合中國的情況了。
根植中國歷史的四個主題
這裡有四個主題，每一個都植根於中國的歷史，它們共同刻畫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不同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意義非但沒有減弱，反而可能在中國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問題上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首先，不應該僅將中國視為一個民族國家，即使目前中國是這樣自我定位的和被定位的。中國在現有的疆域內存在了差不多兩千年之久，但只在20 世紀才開始自認為是民族國家。中國人的認同早在中國斷定自己是民族國家以前就已經形成了，這一點與西方截然不同。
在歐洲和美國，人們的認同主要都是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表述的。通過不斷地提及自己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中國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國家意識而是文明意識。在此背景下，中國不應該被首先看作民族國家，而更應該是文明國家。不能簡單地將中國與其他國家等而化之，這一論斷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在民族觀念上，中國與印度、印度尼西亞和美國等人口大國同樣也有所不同。儘管程度各異，但後者普遍認為，它們生來就是多民族國家。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佔世界總人口的1/5）的國家，最初一定是由眾多民族組成，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佔中國總人口92% 的漢族，卻堅信中國是由一個民族—中華民族構成的。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民族不斷融合、同化。
19 世紀末葉，處於清王朝統治時期的中國日益陷入了歐洲、美國和日本等列強的包圍之中，民族主義者為了抗擊外來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統治，提出了“漢族”這一說法，獲得了人們的廣泛支持。實際上“漢族”一詞的作用，比起中國漫長歷史帶來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
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們容易忽略的話題，但是對待民族和種族問題的態度，卻是理解各個社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們塑造和界定著中國人看待境內外的外國人的方式。中國人對待差異的態度，是決定中國作為一支全球力量將如何作為的強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 多年前，整個東亞地區都處於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之中。所謂朝貢，是指鄰國通過向中央王國（即中國）繳納貢品，來表達對中國文化優越性和強大國力的敬意，以換取中國的仁愛和保護。
眾所周知，朝貢體系遭到了歐洲列強在東亞地區的殖民統治的破壞，被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體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
一如從前那樣，中國仍舊是該地區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歐洲很久以前就遠離了東亞地區，美國在該地區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遍布於該地區的洲際體係將繼續沿襲威斯特伐利亞的版本。
如果說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不同於以往的世界，那麼從此角度來看，東亞更是如此，已經處於被重新建構的過程中。
最後，中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統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認為，中國將會以一種類似於蘇聯的方式解體。這種觀點源於對中國的根本性誤讀。
兩千年來，中國的疆域一直相對穩定。當羅馬帝國分裂成眾多小國的時候，中國正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儘管歷史上曾出現過很長時期的割據現象，但中國統一的進程一直持續至今。
所以，中國至今仍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統一國家。這深深地影響了其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認知，也為中國提供了（至少是潛在的）特殊的力量。龐大的人口規模將中國與除印度以外的其他所有國家區別開來。
單從文明國家、民族、朝貢體系和統一性四個方面來看，中國的歷史就極為獨特，完全不同於西方。任何一個國家都習慣於憑自己的經驗去看待世界。如果其崛起為世界大國，就會試圖按照自己的的價值觀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國也是如此，也必將如此。
這給我們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從長遠來看，中國究竟會接受現有國際體系，還是會試圖從根本上改變這一體系？目前我們還無法對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為中國仍處在崛起的早期階段。
自1978 年以來，中國一直積極尋求完全融入現有國際社會之中，並努力向西方國家證明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負責任的大國”。
極具影響力的美國國際關係學家，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指出：“任何一種由一個強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都是恩威並用，既有自願隨從也有被迫無奈加入者。只有當前美國主導的秩序不同：它更民主而非獨裁，從而使得這個秩序具有不同於以往的包容性、合法性和持久性……它擁有廣大的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從而富於拓展性。它在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實力增長的同時，又對成員保持一定的約束。這就使得這個秩序很難被顛覆，但可以輕鬆融入。”
伊肯伯里認為，當前美國創造的國際秩序，擁有吸納中國並使之成為其中一員的潛力，從長遠來看，它也不會被中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替代。
這是考量中國崛起之意義的關鍵晴雨表。
迄今為止，任何一個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現，都會導致國際秩序的重大轉變，英國和美國的情形都是如此。鑑於中國的崛起勢不可擋，自身又與西方迥異，因此人們很容易接受一種看法，即中國的崛起最終將預示著一種全新的國際秩序的誕生。
馬丁•雅克是劍橋大學政治學與國際問題系高級研究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IDEAS的高級客座研究員，本文節選自其著作《大國雄心》前言，標題為編者所加。
（來源：21世紀商業評論）
（編輯：張楠）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