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法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紀末葉資產階級革命的發源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必然以巴黎為圓心向外省擴散;巴黎的財富、權力,對外省青年必然具有無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運氣,如此便形成各種人才雲集巴黎、互相競爭角逐的局面。競爭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顯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這
就必然挑起無窮無盡極其殘酷的鬥爭,由此產生一首首個人奮鬥的詩篇,一出出理想破滅的悲劇,同時也產生了十九世紀文學中的一個普遍的主題——個人與社會的對抗。巴爾扎克的哲理深度在於:他不僅意識到時代給個人的發展提 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時看到了社會還包含著那麼多阻礙個人發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統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殘,多少理想歸於幻滅。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個人發展的可能性與阻礙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社會環境的矛盾,構成了小說的悲劇衝突。既然衝突主要是在個人與環境之間展開,對主人公不幸命運的描繪,必然與對整個社會的批判揭露交織在一起。作者並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將人物放在歷史的框架內,讓整個社會在他周圍活動著,呼吸著,影響著他的思想,制約著他的行動。人物在生活的波濤中沉浮,距離自己最初的目標愈來愈遠,終於被捲進危險的深淵。《幻滅》好像一幅巨型壁畫,展示了法國大革命以後從外省到巴黎的廣闊圖景,描繪出王政復闢時期種種最富特徵意義的現象:一方面,貴族的高貴姓氏和顯赫地位仍然強烈地吸引著愛慕虛榮的青年;另一方面,資產者的財富已成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資產階級自由黨在社會上比執政的保王黨更有勢力。這兩大階級的爭奪,牽動著文壇上兩派勢力的鬥爭,也支配著呂西安的思想和命運。在這裡,作者敏銳地指出了在復闢時期還處於萌芽狀態的資本集中現象,描繪出工商業的競爭、同行間的傾軋和吞併是以何等陰險毒辣的方式在進行。大衛·賽夏就是在這類鬥爭中受圍獵的一個犧牲品。在這些不同的角斗場上,作者勾勒了眾多的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物……總之,《幻滅》好比社會的縮影,集中了法國社會在新舊交替時期的種種怪現象。其中最富時代特色的現象之一,就是剛起步不久的新聞界。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文學中,正面揭露新聞界內幕的作品,巴爾扎克的《幻滅》屬於最早的,也是寫得最大膽的一部。他撕開報界這座聖殿的帷幕,讓人們看到這是個拿靈魂作交易的鋪子。他一樁一件列舉新聞界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惹得新聞界的首腦和文藝界的“執政”們暴跳如雷。在巴爾扎克看來,報界既是現代社會惡劣風氣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現,也是進一步毒化社會風氣的大癰疽,正是報界這股邪惡的勢力,“扼殺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①,把無數呂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毀滅。
一生創作96部長、中、短篇小說和隨筆,總名為《人間喜劇》。其中代表作為《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100多年來,他的作品傳遍了全世界,對世界文學的發展和人類進步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稱讚他“是超群的小說家”、“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出生於一個法國大革命後致富的資產階級家庭,法科學校畢業後,拒絕家庭為他選擇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職業,而立志當文學家。為了獲得獨立生活和從事創作的物質保障,他曾試筆並插足商業,從事出版印刷業,但都以破產告終。這一切都為他認識社會、描寫社會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斷追求和探索,對哲學、經濟學、歷史、自然科學、神學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積累了極為廣博的知識。1829年,巴爾扎克完成長篇小說《朱安黨人》,這部取材於現實生活的作品為他帶來巨大聲譽,也為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放下第一塊基石,巴爾扎克將《朱安黨人》和計劃要寫的136部小說總命名為《人間喜劇》,並為之寫了《前言》,闡述了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基本原則,從理論上為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奠定了堅固的基礎。巴爾扎克在藝術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說結構方面匠心獨運,小說結構多種多樣,不拘一格、並善於將集中概括與精確描摹相結合,以外形反映內心本質等手法來塑造人物,他還善於以精細人微、生動逼真的環境描寫再現時代風貌。恩格斯稱讚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寫出了貴族階級的沒落衰敗和資產階級的上升發展,提供了社會各個領域無比豐富的生動細節和形象化的歷史材料,“甚至在經濟的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我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院和統計學家那裡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巴爾扎克以自己的創作在世界文學史上樹立起不朽的豐碑。
《幻滅》的中心內容,是兩個有才能、有抱負的青年理想破滅的故事。主人公呂西安是一位詩人,在外省頗有些名氣。他帶著滿腦子幻想來到巴黎,結果在巴黎新聞界惡劣風氣的影響下,離開了嚴肅的創作道路,變成無恥的報痞文氓,最後在黨派傾軋、文壇鬥爭中身敗名裂。他的妹夫大衛·賽夏是個埋頭苦幹的發明家,因為敵不過同行的陰險算計,被迫放棄發明專利,從此棄絕了科學研究的理想。作者將這兩個青年的遭遇與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狀態,與整個社會生活,特別是巴黎生活的影響緊緊聯繫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義。在巴爾扎克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好比希臘神話中的塞壬女仙,不斷地吸引著和毀滅著外省的青年。“巴黎就像一座蠱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著三十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③ ①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②巴爾扎克:“致外國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爾扎克:《幻滅》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在這兒,巴黎顯然是作為資本主義生活法則的表徵出現的。隨著封建所有製的解體,等級門閥觀念的削弱,憑藉個人才智到社會上尋求發蹟的機會,已成為法國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戶戶對那些稍有天賦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爾扎克不無嘲諷地寫道:“ 拿破崙的榜樣,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為十九世紀的致命傷。”這種幻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也反映了時代的進步。因為在封建時代,每個人的身份地位是早已劃定了的,只有資本主義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產生以後,才給個人的發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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