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胡適本是摯友，後期因政見不合，分道揚鑣。魯迅痛罵胡適十幾年，在各種場合對其口誅筆伐，可是胡適卻從未回應。直到1936年，魯迅逝世，“反魯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信，大罵魯迅心理病態，人格卑污。
蘇雪林稱魯迅是 “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蘇雪林原以為胡適和自己一樣，對魯迅不滿已久，沒想到的是，胡適在回信中竟未出一句惡聲。
胡適寫道：人既然已經走了，就沒有必要在工作方面行為如何，這些小節撇開就好，應當多關注魯迅的思想內容。
在信中，胡適還給予了魯迅作品高度評價，並表示魯迅自有他的長處，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信中，胡適替魯迅辯白，澄清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並非抄襲之作。反觀魯迅，他的一生罵了不少人，而胡適更是他大罵特罵，被他罵得最慘的一個人。
自從1925年的女師大風潮過後，魯迅主動斬斷了和胡適幾年的友誼，並且每當再提胡適，魯迅的言語中總是不乏譏諷。
1933年，胡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說過一句 “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因為這一句話，魯迅痛罵他是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1936年，魯迅又公開抨擊胡適“和官僚一鼻孔出氣”，但是對於這些言論，胡適都沒有回應，甚至還一直渴望和魯迅和好。
1926年，胡適致信魯迅，希望兩人可以重歸於好，但未得到魯迅回應。 1929年9月，胡適給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表示，幾年時間過去，他依然敬愛魯迅，這次他也依舊沒有能到積極的回應。但是胡適並不因此與魯迅交惡。
1929年，胡適公開稱讚魯迅的《水滸傳》研究“細密周到”，並對此表示佩服。胡適一直對魯迅不吝讚美，並把自己對魯迅的敬仰和推崇付諸行動。
魯迅去世後，胡適主動出任魯迅紀念委員會的委員。當許廣平與他商量《魯迅全集》出版的事宜時，胡適更是全力相助，為之四處奔走。當別人問他難道已經忘了魯迅曾經挖苦他之事，胡適只是淡淡說了一句：先生已經作古，我為何還要去計較那一點過去的事？
1956年，魯迅逝世20年後，胡適與學者周策縱交流時，他談到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並表示自己和魯迅是一路人，話裡行間滿是對已故魯迅的欣賞和回憶，彷彿兩人從未有過敵對。
胡適對魯迅的態度，印證了他曾說的那句話：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胡適曾在給楊杏佛的一封信中說：“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這也是為什麼魯迅痛罵胡適十年，而胡適沒有回應一次的最佳詮釋。胡適從26歲出任北大教授到後來擔任北大的歷任校長，先後自掏腰包資助過林語堂、季羨林、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等一系列知名學者，在學界獲得了廣泛尊重。胡適其人詮釋了何謂“君子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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