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她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35種語言，也在歐洲獲得了很多的獎項，在她的祖國白俄羅斯，依然沒有什麼人知道她，因為官方禁止出版她的書.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來自俄語區的作家和作品都籠罩著過去時代的煙塵。說得好听就是已經成為經典，不好听就是過時了。不管怎麼說，俄語作家在索爾仁尼琴之後享有世界聲譽的實在不多。不過近幾年，在每次諾貝爾文學獎公佈之前都會被提起的名字除了村上春樹和北島，還有來自白俄羅斯的女作家斯維亞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SvetlanaAlexievich ) ，評論界普遍認為，如果諾獎要發給除了小說家和詩人之外的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是最有希望的人選。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在十幾年前就進入了中文世界，那時候沒有引起什麼反響。1985 年，她的第一本書《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被翻成中文，1999 年，翻譯家高莽（筆名烏蘭汗）和田大畏也翻譯了她當時的兩本最重要的紀實文學作品《鋅皮娃娃兵》和《切爾諾貝利的祈禱：未來的紀事》，結為一本，收入《新俄羅斯文學叢書》，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記得這套叢書了。現在她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能找到的也還是只有這三部。她最新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的《二手時代》（Secondhand-Zeit ，2013 ）在第一時間被譯成德語，但至今都沒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斯維亞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生於1948 年，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是烏克蘭人，這兩個國家如今都和俄羅斯關係不好，但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為，她的寫作從未離開蘇聯，她是個在蘇聯成長起來的作家。當了幾年記者後，她寫出了第一本書《那時我正要離開村莊》，結果被禁止出版，因為書中太多地批評了蘇聯的戶籍制度：村莊居民不准擅自離開到城市裡定居。後來她也不想出版這本書了，因為覺得“太像記者寫的”。在嘗試了各種文學體裁後，她轉向瞭如今的這種寫作方式，她稱之為“文獻文學”。她的作品讀起來像報告文學，但似乎又有什麼地方不一樣，它們太厚重，太沉鬱。更準確地說，是口述史。
1981 年，阿列克謝耶維奇用5 年時間寫完了《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發在一本文學雜誌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這本書奠定了她獨特的寫作風格，她跑了兩百多個村莊，採訪了數百名曾經參加和被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裡的蘇聯女性，戰士、游擊隊員和後勤人員，整本書就由這些採訪構成。這些女人的生活和命運都曾被二戰劇烈地改變，但在戰爭結束幾十年後，都沒有人曾經像她一樣關注這個問題。如她自己所說，戰爭是一種男性氣質的東西，正因為如此，那些被捲入其中的女性才面臨著更大的痛苦：要承受與她們體力不相符的搏殺與勞動，並且在戰後被忽視。當然，和她的第一本書一樣，這本書沒有給她帶來好運氣，儘管獲得了文學界和普遍好評，官方依然指責她站在反蘇言論一邊，給偉大的衛國戰爭抹黑。她很快就丟了工作，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開始改革，這本書才得以出版，結果一解禁就在國內賣了200 多萬本，官方忽然又開始喜歡她，發給了她共青團國家獎（Komsomol StatePrize ）。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蘇聯得獎。
她寫書的速度很慢，每寫一本都要耗費數年採訪數百人，經整理和篩選後只有很一小部分被寫進了書裡。到現在為止，她一共也就出了六本書。而且她筆下的題材太不討喜，阿富汗戰爭、蘇聯人民的自殺問題、切爾諾貝利、蘇聯解體……儘管她的作品已經被翻譯成35 種語言，也在歐洲獲得了很多的獎項，在她的祖國白俄羅斯，依然沒有什麼人知道她，因為官方禁止出版她的書。盧卡申科上台後，原來被選入教材的部分也被刪除了。1998 年，阿列克謝耶維奇在萊比錫得了獎，她把所有的獎金都用來買自己的《切爾諾貝利的祈禱》的俄語版本，並且把這些書走私進白俄羅斯。政府更不喜歡她了，指控她是CIA 的間諜，家裡的電話也被竊聽了。從2000 年開始，她接受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資助，在巴黎和柏林居住。在完成了她最新的一本《二手時代》之後，她於2011 年冒險重新回到自己的故鄉明斯克，此後一直居住在那裡。
“不是每個人都能看見真相，但每個人都能成為真相”
——卡夫卡
與許多蘇聯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謝耶維奇離官方意識形態很遠，似乎從來就對集體、愛國、自由這些大詞彙抱有距離感。即便如此，她對《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不十分滿意，儘管已經關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體，已經足夠表現了戰爭的殘酷，她依然覺得這本書與蘇聯軍事文學的正統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難因為衛國戰爭的勝利，都具有了意義。直到《鋅皮娃娃兵》寫成，她才真正成為一個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戰爭文學中，英雄主義、自我犧牲和浪漫情懷佔據了大部分的敘事篇幅，即便殘酷性也被少量地展現出來，但不過是前面這些主流價值的佐料。而《鋅皮娃娃兵》完全展現了戰爭的無意義與荒誕，以至於很多當事人無法接受，甚至寫信和打電話來罵她。
從1979 年12 月蘇軍入侵阿富汗，到1989 年2 月戈爾巴喬夫把軍隊完全撤出，這場從未宣戰的戰爭打了將近10 年，時間上比衛國戰爭多出一倍，死亡人數傷至少有五萬（阿：“這個數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因為大家都都知道，我們是巧於統計的”）。《鋅皮娃娃兵》寫的就是這場蘇聯國土之外的戰爭，一個超級大國深陷戰爭泥潭無法自拔，而對內卻宣稱這些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是去執行共產主義任務，到阿富汗幫他們修建道路、醫院和學校……阿列克謝耶維奇抵抗住了這種傳奇題材對於一個作家的誘惑，即在修辭、結構、人物上動腦筋，以求製造齣戲劇性來取悅讀者。她認為在如此殘酷的戰爭面前，這樣的手段是虛偽和廉價的。這本書秉承了極簡主義的風格，沒有中心人物，沒有結構，標題都是類似“一位母親的話”、“一位司機的話”、“一位中士偵察兵的話”這種格式。
在《鋅皮娃娃兵》中受訪的那些士兵、軍醫和輔導員，沒有一個人覺得自己來對了地方。對於蘇聯來說，這場戰爭可能被宣傳為崇高的，但只要來到戰場，用不著別人告訴你，所有神聖之物在幾天內就都瓦解了，接下來人們就得面對崇高的另一面：毫無意義的醜惡和殘酷。戰爭頭幾年，國內的士兵們在踏入阿富汗之前，沒有人知道那裡正在發生什麼事，他們的親屬朋友覺得戰爭很遠，直到鋅皮棺材運過來，除了親友之外的人們也還沒有意識到真相。有一些剛學完卡車駕駛技術的年輕人說他們受了騙，軍隊和他們說幫助收割莊稼就可以開上新車，結果飛機直接飛到了阿富汗。在國內，報紙上說沒有戰爭。軍事浪漫主義不斷在毒害年輕人，許多人覺得國內的生活庸碌平淡，以為阿富汗充滿了革命浪漫情懷，甚至主動報名參軍。結果當聽到子彈打進人身體的時候，除了恐懼並沒有什麼別的感覺，連聲音都是輕輕的，如同擊水般。阿列克謝耶維奇不同意索爾仁尼琴的看法，戰爭不會使人精神世界裡的任何部分變得高尚，只會把人變成某種“非人”。人們開始習慣殺戮，甚至開始慶幸死的不是自己。死的人變成胳膊、腿和肉皮，僥倖活下來的人麻木不仁，還有些滿腦子都是殺死別人。一個將要返回蘇聯本土的準尉說：“以後我可怎麼活呀？我總想殺人。”另一個人回到蘇聯之後，卻又整整一年不敢上街，身上沒有防彈坎肩，頭上沒有鋼盔，肩上沒有衝鋒槍，活像光著身子，隨時都怕別人從哪裡衝出來殺死自己。在餐館裡，服務員站在他背後點菜，都能把他嚇得半死。
人們很容易變得虛無，因為殺戮和遵守命令不需要思考，因此在很多時候，懷抱理想主義來到這裡的人很快就會理智降低到動物層面。滿腦子英雄主義和男性氣質的人也可能同時是流氓。在營房裡，老兵搶走新兵的錢，新兵要給老兵洗襪子，甚至舔乾淨，可是打起仗來，這些老兵又沖在前面掩護新兵。士兵們冒著生命危險，而給他們的醫療是最差的，設計缺陷和粗製濫造使得那些來自本土的供給幾乎無法使用，任何繳獲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都比蘇制的好。“蘇聯士兵是最廉價的士兵，1941 年如此，50 年後依然如此……”生存本能與慾望佔了上風。既然國家欺騙了我們，我們為什麼不能也玩點把戲呢，士兵們從食堂偷走刀子、勺子，從汽車上偷走鏡子，從別人那裡偷走獎章去拿到黑市賣掉，甚至連子彈都可以出售：一梭子子彈換一套化妝品。他們不怕良心譴責：那些子彈事先用水煮過，根本射不死人。但也有人直接拿AK47 來換兩個錄音機和幾條牛仔褲。黑市和國家都可能帶來好處，在這個意義上，兩者幾乎差不多，士兵們盤算著國家會給的撫卹金、住房、好藥、假肢和家具，他們團結一心來謀求這些。沒有什麼戰友，沒有什麼捨己為人的英雄。
開始軍隊給士兵發少量的伏特加。後來沒有酒了，人們去喝含有酒精的防凍液，結果中毒。阿富汗人賣給蘇聯士兵毒品，後來乾脆白送。士兵們經常去阿富汗市民那裡嫖私娼。失望透頂的人拿錢賄賂醫務人員，喝下肝炎患者的尿，也有人拿槍打掉自己的手指，都是為了告別戰場回到家鄉。運鋅皮棺材的飛機同時也運茶葉、牛仔褲、皮毛、手錶，而到了海關，遇到腐敗的工作人員，還會把士兵拿命和道德換來的一點兒“戰利品”收走。回到家裡，親戚們來問：日本錄音機呢？羊皮衣服呢？有些女人能夠從戰場上帶回來這些，甚至還有勳章，因為她們主動跑過去，成了軍官的情婦。而那些從事醫護工作的女兵，和士兵一樣，得了肝炎、瘧疾，還要承受罵名，沒人願意娶阿富汗回來的女人。
有人回國了，甚至還想返回阿富汗。因為在蘇聯的土地上，沒人瞧得起他們，譏笑他們是“阿富汗人”。國家不許他們談論阿富汗的慘狀，蘇聯人民對此一無所知，而對他們來說，這場戰爭和日常生活一點兒關係都沒有。退伍士兵和日常生活之間有巨大的隔閡，他們流的血沒有意義，而其他人在本土過得很好，有人還發了財。他們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住房。社會和國家都忘記了他們，至少正在忘記他們。而那些深諳蘇聯社會本質的父母，從開始到最後，都一直處於絕望當中，和孩子們說什麼？告訴他們來自國家的召喚毫無意義？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樣的教育中成長起來的，根本聽不進去。
阿列克謝耶維奇所寫下的，是親歷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帶血的歷史。在官方紀錄和大眾媒體中，歷史的這些部分都被隱去。書稿面世後，一位在阿富汗領兵六年的將軍也寫了一篇長文指責她過於關注戰爭的負面，而忽視了士兵們的忠誠、剛毅和勇敢。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許多受訪人無法接受自己的話被寫成書面文字，這似乎把他們的創傷永遠定格了。有些父母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參與了一場殘暴而無意義的戰爭的事實，一次次把阿列克謝耶維奇告上法庭，甚至聲稱不需要她筆下的真實，她們有自己的真實。對於失去孩子的那些父母來說，生活在那種真實中，至少能獲得一點安慰。殘酷是所有人都不願意麵對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採訪完一個士兵後七年再次見到這個人，那時他已不願提起任何當年的事，還反問女作家: “你那些書有什麼用？那些書太可怕了。”
“當大自然最後一刻的時鐘響起，大地的各個部分將會崩潰”
——丘特切夫，《最後的災變》
完成於1997 年的《切爾諾貝利的祈禱：面向未來的紀事》是阿列克謝耶維奇最著名的作品，也為她建立了國際聲譽，出版後的幾年內，隨著譯本的面世，相繼在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家獲獎，2005 年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後，也獲得了當年的全美書評人協會獎。關於切爾諾貝利這個題材，這本書已經成為不可不讀的經典。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4 年後，阿列克謝耶維奇才下定決心動筆寫它。在這四年內，她本人及父母還有身邊很多人都生活在被污染的地區。她母親因此雙目失明，在這個地區長大的孩子中有250-300 人得了甲狀腺癌。雖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位於烏克蘭境內的普里皮亞季市，離基輔約160 公里，離明斯克約320 公里，但因為爆炸當天的風向，大部分放射性物質都被吹向了白俄羅斯。這個小國因此成為這次災難最大的受害者，23% 的國土受到了核污染（烏克蘭為4.8% ，俄羅斯為0.5% ），26% 的森林及河流也處於污染帶內。關於切爾諾貝利，有極多的重要數字值得列出，輻射量相當於廣島長崎投下的核彈的500 倍，核心區輻射達到3500 倫琴，約50 萬人參與了救援，污染區至今還生活著800 萬人……但阿列克謝耶維奇都沒有寫它們，她的重點是記錄人們如何埋葬自己的動物，被趕出自己的家園，如何失去自己的愛人，又如何始終無法理解這一切。只通過數字是無法真正記錄下這場災難的。
切爾諾貝利的災難備受詬病的一點，就是它從引發到善後，都實在是太蘇聯式了。它暴露出來的是整個蘇聯社會，乃至整個蘇聯歷史的問題。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是“蘇聯夢”的一部分，列寧說：“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而核電站的發電效率是最高的。它同時也代表著當時最先進的科技，在這一點上，蘇聯和它的冷戰對手處於同一水平線上。有了夢想的照耀，許多人也就能夠暫時忍受生活上的不足。但蘇聯自上而下的社會結構導致的問題是，國家刻意隱瞞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在普里皮亞季這個為了核電站而新建的城市，以及它附近的數十個村莊里，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放射物質的危險性。當核電站爆炸的時候，許多住在樓房裡的市民還叫來自己的孩子一起觀賞這顏色奇異的紫紅色大火。被緊急召喚過來的消防隊員連帆布服都沒有，穿著襯衣就去滅火，幾個小時後，他們就全身水腫，醫生也沒有辦法，唯一的治療手段是大量喝牛奶。緊接著就燒掉他們穿過的衣服，把病人送到莫斯科去治療。但這無濟於事，沖在一線的消防員一般只能再活14 天。最後他們下葬的時候，腳腫得已經無法穿上任何尺碼的鞋子。
裝著火箭彈的直升飛機飛來了，配著自動步槍的軍人在巡邏和疏散，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政府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種事故，來的全是軍用設施，他們手裡能夠調配的也只有軍人。人們以為戰爭要爆發了，帶上食物和家具準備撤離，結果被告知什麼都不許帶，人們無法理解，偷偷把貓裝進箱子帶走，把門板拆下來裝上車，最後這些全都成了放射源。沒有任何官方消息解釋。核電站4 月26 日爆炸，結果5 月1 日基輔還在舉辦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大遊行。人們被迫離開他們的土地，離開“家園”這個詞所包含的一切，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帶走。這給所有當事人留下瞭如同地球末日來臨般的創傷。被遷走的村莊留下了麵粉、砂糖和蜂蜜，人們偷偷地回來，收割莊稼，賄賂看守的士兵，這樣他們就可以把屬於自己和別人的縫紉機、電視和拖拉機帶出污染區。這樣大規模的地下搬運工作使得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的士兵的工作完全失去了意義，當這些受到核污染的東西到達外界，就等於污染地帶整個搬了家。
有些士兵們乘著裝甲車踏進污染區，擊斃所有受到污染的動物和家畜，而另外的負責挖土掩埋的士兵什麼都不知道，看到沒人要的雞還抓來吃。還有人偷偷留下。人們喝得醉醺醺的，大喊當年德國坦克開進來，那麼艱苦的日子都能熬過去，還怕一個發電站？在推土機、翻斗車的轟隆聲中，他們看著那些離去的村民的家被推倒，挖坑深埋，周遭都變成墓園。只有上帝陪伴著他們。從外面運進來的救援物資和食品，因為層層腐敗，根本到不了他們的手裡，進了污染區轉了一圈又被一輛輛卡車拉出來進入黑市。
爆炸當天，有一位物理學家想盡一切辦法，終於聯繫上了白俄羅斯第一總書記斯柳尼科夫，要求盡快讓全體居民服用含碘藥劑預防輻射，但後者說，大火已經撲滅了。明斯克的大街熱鬧如常，人們在輻射雲的籠罩下進行著日常生活。這位物理學家說，只要把700 公斤碘製劑注入自來水系統，添加進牛奶，就可以在人們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預防。但也沒有人去做，都在等上面的命令，沒人敢直接去做。政府工作人員嘲笑烏克蘭人膽怯，說他們跪在克里姆林宮的地球哀求救助，而斯柳尼科夫只用了15 分鐘就匯報完了情況，還受到了誇獎：“白俄羅斯兄弟們是好樣的！”
最終戈爾巴喬夫還是承認了事故的嚴重性。在民間，這使得切爾諾貝利人遭受了其他人的歧視和疏遠，沒有人敢和他們在一起。沒有工作，沒有愛情，他們無法過上正常生活。許多人再次返回當初的村莊，找到了自己的貓和狗，他們在這裡還發現了因為內戰逃到這裡的塔吉克斯坦人，周圍沒有戰火，他們就很滿足了。還有車臣人。他們重新在切爾諾貝利附近安家，把當時被封死的房屋重新打開並住進去，只要沒有戰爭，他們就滿足了……在受到污染的區域，災難的後果不斷呈現出來，一位女教師發現只要孩子們在操場上站15 到20 分鐘，他們就會暈倒在地鼻孔流血，孩子們整天萎靡不振，他們和他們的父母都漸漸得了癌症死去。而大自然呢，在人類的眼裡，它已經劇毒無比，但卻沒有凋敝。在人類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受污染最嚴重的一些區域裡野生動物的種類和數量都增多了，森林的密度也開始增加，這裡成了一個強制性的自然保護區，它可能是世界上人類痕跡最少的一片土地了。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切爾諾貝利的爆炸是一個令人震顫的、全新的事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不能完全理解這場災難。她在收集材料的三年間，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自己正在記錄著未來。誰也說不清切爾諾貝利的大爆炸將持續到何時，用物理學的眼光看，有些放射元素的半衰期達到上萬年，在此之前，人們都無法在這片土地上居住。如果說短，可能也足夠短，人們總是善於遺忘。日本核電站的專家告訴阿列克謝耶維奇，日本核電站的每一項技術都極其嚴密和細緻，管理人員也從來不會喝得醉醺醺的，悲劇絕對不會重演。結果福島核電站還是發生了不可挽回的事故。她的日本朋友覺得自己受了騙：政府沒有告訴他們全部的真相，只想把他們的情緒安撫住。官員們想的先是自己，其次才是人民，在這一點上，粗枝大葉的蘇聯人和謹小慎微的日本人之間並沒有什麼差別。
即使是今天的人們也並不知道，如果未來有一場無法預料的巨大災難，自己將會如何應對。在切爾諾貝利爆炸之前，誰也不可能預見一個完全用於和平建設的科技設施，會造成如此大的破壞。所以和普里皮亞季有關的所有人，他們的反應也許就是未來某些人類面對另一場災難的反應，對於未來的災難，人類被迫能拿出的最後一樣武器，也只有自己的身體。
“我從不相信好的神話，對那些壞的神話卻深信不疑。”
——塔可夫斯基《潛行者》
《二手時代》是阿列克謝耶維奇最新的作品，它的對像不再限於局部戰爭和核電站，而是擴大到了整個國家：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採訪從1991 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12 年，可以說這是她寫的最慢的、也是最有野心的一本書。相比於之前的兩本書，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受訪人在心態上的不同。總體來說，受訪者不再悲痛，但都流露出冷漠、虛無和失望的情緒。大部分人的講述都遵循“過去……現在……”的結構，對這段歷史和自己的國家都懷著愛恨交加的情感。對於許多人來說，一切都是從廚房開始的。赫魯曉夫執政之後，修建了很多帶有獨立廚房的公寓，因為公共空間的缺乏，這9-12 平米大小的空間成了蘇聯知識分子的飯廳、工作室、客廳和論壇，當他們在這裡認識了足夠的同道，也積累了足夠的精神資源和勇氣後，最後終於走上了街頭。這些老一代蘇聯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將要到來的是什麼，他們反對戈爾巴喬夫，因為他當年曾許諾進行全方面的改革。許多人重燃希望，也有許多已經移民的蘇聯回國定居，結果等待他們的是更大的失望，正因如此，這些人在當年曾熱烈地支持葉利欽，但當蘇聯真正解體之後，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當初站在白宮門口，想要保衛的並不是資本主義，至少不是後來這種形態的資本主義。準確地說，他們當初想要的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與原來的截然不同，但依然是社會主義。
“越多地談論自由，牛奶和麵包就消失得越快。”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俄羅斯人總在面臨理念變為現實之後的困境。第一次是建立蘇維埃國家，第二次則是脫離這個國家。在廚房裡，書和夢想替代了生活，而現在夢想實現了，另一種生活開始了，他們發現廚房裡談論的理想和街頭上發生的事情不一樣。一定有什麼地方錯了。有人開始把書清理出自己的精神生活，不是因為缺錢要變賣書籍，而是對它們徹底失望，從托爾斯泰到帕斯捷爾納克，沒人能夠教你怎么生活。一個時代的英雄，到了另一個時代就什麼都不是，精神病人越來越多，街頭犯罪率一直飆升，而在銀行的櫃檯前，全是排著長隊打算做生意的人。誰也弄不清楚到底正在發生什麼，索爾仁尼琴終於能回俄羅斯了，人們曾經無比熱切地盼望他，結果他在美國住得太久，也弄不清楚現狀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生活變得比解體之前更加糟糕，他們努力地去理解現實，並且試圖把他們的所得教給人民，再次充當“時代的良心”；但一方面他們並不真正懂得人民，另一方面，人民也不再需要他們。腋下夾著一本曼德爾施塔姆詩集的人不再受人尊重，這成了“一無所能”的象徵。
兩股力量牽扯著俄羅斯，一股殘酷、快速地奔向未來，另一股失望、頹廢，在廢墟中嘆息。在許多人的眼裡，蘇聯解體後，立刻爆發了沒有火藥的內戰。寡頭、銀行家成為勝利者，他們懷抱模特抽著雪茄，而司機、工人和教師們失敗了。再也沒有保爾·柯察金了。有一位受訪者說：“我知道他們贏了，但為什麼電視上都在播他們的事？為什麼要強迫我們看他們的生活？這是病態的。我們是俄羅斯人，我們不應該羨慕這些人。”所謂俄羅斯人，應當是天選的民族，永遠把精神生活放在第一位：“我們總要為一些崇高的事情活著。”苦難、殘忍，只要有崇高之物可供嚮往，人們就能生活下去，活得差才有靈魂的空間。“俄羅斯人在看到可憐的人的時候，可以把身上最後一件襯衫脫下來送給他，但轉眼自己又會去偷去搶。”人們喜歡談論國民性，對富庶的市民生活又鄙視又羨慕，但市場上充斥著來自中國的日用品，他們最終還是覺得這個鄰國走了一條似乎好一點的路。如果有俄國夢的話，那就是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和必然性一起邁向自由王國，但實際上呢，一位受訪者說，最終勝出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蓋達爾拿活人做經濟實驗，人們又去捕獵身邊的人。最終大多數人們回憶起這段歲月，說的都是類似的話：那是自由的時代，那是瘋狂的時代，充滿希望和絕望，總而言之，不是屬於我的時代。
卡車司機的擋風玻璃前，依然掛著斯大林的照片。窮苦的人們一邊渴望權威，一邊走很遠的路到火車站的廁所裡去洗衣服，因為他們交不起水電費。新人在這種社會叢林環境成長起來，他們不願意接受父輩那套受難的理論，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在報社工作，領導總是派她去採訪那些有錢人，傳播那些奢侈的生活方式。有錢人喜歡她，但她不覺得自己是獵物，相反她是追捕成功的獵手。後來她厭倦了登在報上的那些陳詞濫調，辭職當了一個有錢人的情婦。沒問題，愛情不過是生意。她有了錢、首飾和汽車，而此時在莫斯科郊外，一個磁帶錄音機都是稀罕物品。最後她當然被富翁拋棄了，獨自生下了孩子。但她依然不後悔，不肯讓父母來教育她的孩子，因為那些“沒人再要讀阿赫瑪托娃的詩了”。她父母那一輩人依然愛著紅場和莫斯科，願意排6 個小時的隊來瞻仰列寧墓。不遠處一個殘疾的老兵唱著經典的蘇聯歌曲，老共產黨員走過去，卻只看到一堆外國人圍著老兵施捨。“從前他們害怕我們，而現在他們花點兒錢就能得到滿足！”一個勇氣勳章20 美元，一個列寧獎章100 美元。
最悲慘的是老人，他 們在希望和等待中過了一輩子。斯大林的時代，他們總聽說，戰爭就要結束了。赫魯曉夫說，很快我們就能實現共產主義了。戈爾巴喬夫說，很快自由就要來了。後來葉利欽和蓋達爾說，我們就快要富起來了。有人等了20 年，就為了等一套國家分配的房子，結果休克療法來了，蓋達爾說，你們可以自由買賣房子啦！還等什麼，趕緊去買啊！可是拿什麼買？以前可以買的起一輛伏爾加汽車的錢現在只能買一雙鞋。有人酗酒，有人自殺。對於普京，人們依然是這兩種態度：一種認為，他是一個斯大林般的強勢人物，能夠帶領俄羅斯重新崛起，回到舊蘇聯的榮光；而另一種人說，我們鬥爭了這麼多年，忍受了這麼多苦難，難道只是為了等到一個KGB 老員工來掌權？
在全書的末尾，阿列克謝耶維奇採訪了一個十分獨特的人物。這個生活在偏遠農村的老婦人和那些城市居民彷彿居住在兩個世界，對她來說，世界依然是多年前的模樣，在這巨大的時代震盪中，她什麼都沒有失去。“我很貧窮，幾十年來我都只關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們說什麼，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普京、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對她來說都是一樣。她只等待春天，那時候又可以開始新一輪的播種，而春天總是會來的——不像某些別的希望。她不被這些希望折磨，也沒有歷史的觀念，如同大地一樣卑微而堅強地活著。可能只有這樣的人民，才會覺得這二十多年，沒有經歷一場荒唐的時代悲喜劇。
文章來源：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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