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丹青
摘要 中國人素質太差了，太有問題了，要抓緊人文教育，搞好素質教育——“抓緊”、“搞好”這兩個詞，就來自“文革”傳統。
當今教育繞過體制問題，無法議論。而體制的問題，只有體制才能解決。但是，即便體制問題獲得最大限度的改革、改善、改觀，今日中國的所謂“人文教育”問題，仍然難以議論，難以解決。
今日中國大學生，尤其是大學教師“人文水準”、“人文素質”的觸目驚心，不完全是大學門牆內的教育問題，而是“歷史遺留”問題。假如我們有勇氣承認，則人文素質的低下、人文教育的切迫，是百年革命的深刻報應。
所謂人文教育、人文素質，可能並不僅僅涉及知識、才能、品德、身份等等因素，而且深度涉及歷史的問題。
當今大學，多有德才兼備的教師，多有禀賦優異的學生，多有先進知識的傳授，然而普遍素質仍然有問題。素質有問題，不是靠重視、研究、討論、政策及學校教育所能夠解決。
今日全社會所謂的素質問題，是我們國家文明與文化的整體問題，是幾代人總體品質被“歷史遺留問題”長期敗壞、持續惡化的後果。
一個人的素質好，或者不好，通常的說法，看他是不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可是為什麼即便是今日的大學生，甚至大學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素質問題”?今日上過大學，獲得高等學歷的青年，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但在高的意義上，當代大學生配不配稱得上是所謂“受過教育的人”?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討論素質教育?有沒有素質教育這回事?素質能不能教育?怎樣教育?誰來教育?
以我的偏見，考察一個人的素質，除了種種課程及教育措施，還要看他的家庭出身、師承關係、交遊範圍、社會閱歷;這些條件，與學校有關，也與學校無關;與教育有關，也與教育無關。
我們應該詳詳細細算一筆賬：在我們記憶中被高度推崇的學者、教授、文人、藝術家、政治家，是什麼出身，什麼師承，什麼交遊，什麼閱歷。
扼要舉幾個例子。譬如，陳寅恪與陳散原的父子關係，周樹人與章太炎的師生關係，徐悲鴻與康有為的交往關係，錢鍾書與楊絳的夫妻關係……這類關係，並不涉及大學教育問題。
最近我正在讀英國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傳。他出身商家，二十幾歲畢業牛津，先後與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猶太復國主義先驅魏茨曼、作家伍爾夫夫人、詩人帕斯捷爾納克和阿赫瑪托娃、英國首相丘吉爾等等人物有過交往。
加拿大傳播學大師麥克魯漢的多達數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單中，囊括了那個時代最傑出的人物，包括愛因斯坦、卓別林、畢加索。而與畢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時代最優秀的人物：美國作家斯坦因與海明威、法哲學家薩特與超現實主義大師阿波里奈爾，等等。
這是可以不斷開列下去的長串名單。這些人物可能有種種其他問題，但沒有我們今天憂慮的所謂素質問題。所謂素質問題不是大學教育問題，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態文化水準的整體問題。
在一民族文化生態的整體狀況中，如果說以上例子都是名流，那麼就我記憶所及，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時代，販夫走卒、農夫農婦和今天的市井和農民比，所謂素質，要好得多。
正如劉小楓先生準確指出的那樣，傳統時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與學校無關。我們在文學史中多次發現，好幾位大師幼年的教養來自目不識丁的祖母、奶媽、家丁和僕人……
我們觀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後果，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才能找到根源，找到時代的流變如何有形無形地塑造“人”、從深處養育人的“素質”——今天五十歲至六十歲之間的老師，大致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或“文革”中的知青。
我們進入大學是在七十年代未，那時我們的大學老師若在五六十歲。那麼，他是在民國年間接受的大學教育。而我們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學期間的老師，則是在民國年間接受中小學教育……
再前推到民國，四十年代精英如儲安平之流的中學老師，大致是“五四”一代人，“五四”一代人如蔡元培陳獨秀之流，則他們的私塾老師就是清末一代人……
我們再來向後推算：今天二十歲到三十歲一代年輕人的家長與老師，大致就是我們這一代人;今天在兩課(英語、政治)考試中掙扎長大的少年人，則十年二十年後將要為人父母，為人師表，執掌教育大權，帶著今天我們看到的集體人格與集體素質，去教育我們的孫輩……
如此推算，以百年中國歷史變化之劇，文化斷層之深，一代與一代之間教育品質的差異，乃直接造成今日全民素質不堪補救的後果，這後果，又是未來教育後果的層層前因。
要之，教育的功德，教育的遺患，在於隔代見效的因果報應。
我並不是說，凡是早遠的年代或人物，其人文素質便是必然的好，新時代的新知識、新科技、新觀念，前人就沒有。但所謂人文素質，不完全是學問高低，所謂宗法教育，深深影響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行為、舉止、談吐、魅力，甚至相貌。
然而“素質”無可量化，難以指陳，它是時代、階級、文化、家教等等在一個人、一代人身上的總和。我甚至感嘆於老照片中的臨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見氣質。
以上極其粗略的推算，也許仍然不能描述什麼是素質，然而我以為從中可以窺見百年中國史的幾次斷裂與斷層，如何深刻地影響到斷層此端的一整代人。
人文教育，必要講到文化傳統。十多年前，海外漢學者曾將我們面對的文化，分成四種傳統：
(一)由清代上溯周秦的中國古典文化大統;
(二)“五四”新文化傳統;
(三)延安傳統;
(四)“文化大革命”傳統。
這四項傳統並非平行奏效，任由我們選擇，而是一項傳統吃掉另一項傳統——“文革”傳統極端擴大了延安傳統，延安傳統扭曲變形了“五四”傳統，“五四”傳統，則深刻顛覆了整個古典傳統。換句話說，我們的集體記憶與集體遺傳，全都是“文革”傳統，連延安傳統延安精神，也找不回來了。
我認識好幾位老革命，也就是當年的延安青年，他們與我們這一代有許多分歧，但其人品與素質，沒有、或甚少我們今天憂慮的種種問題。他們都是參與推翻民國的“逆種”，我試圖提醒他們：他們的幼年少年接受民國教育，而民國推行的所謂“禮、義、仁、智、信”教育，大致傳遞著古典教育傳統。
即便是民國年間最激進的新青年、顛覆者與叛逆者，也在人格中深深浸染著傳統教育及其價值觀——試想，辛亥烈士“五四”健將、共產主義運動的英雄，還有昔日北大、清華、西南聯大的才子們，憑我們今日的教育制度與價值觀，出得來麼?
現在我們談論讀經，恢復國學，好像要裹攜著今天的所謂“人文教育”，跨越延安傳統、“五四”傳統，去和清代上溯兩千多年古典傳統相銜接。這樣一種反方向的跨越與追溯，有沒有可能?
我願意說，在學術上或有微茫的可能，但在現實層面、人心層面，在億萬人群中，我看不見可能。為什麼?
社會分層消滅了，文化差異抹平了，不同的人群與生活方式遺失了，千百年文明維持不墜的一系列內在的價值觀與行為準則毀損了，“文革”最後一擊，中國地面成千上萬有品質的家庭單位，亦即所謂“宗法教育”最後那點脈跡，也被連根拔除。
總之，在人文傳統種種資源蕩然無存的今天，我們對傳統價值體系試圖追尋、把握、攀緣、附會的願望，在家庭教育這至關重要的第一步，即已不可能。
有一本著名的家庭之書《傅雷家書》，在我出國前就出版了，十八年後回國，這本書居然還在暢銷。另有新書即《曾國藩家書》，也持續熱銷。說明什麼?說明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家長，已經沒有了。
而這樣的家庭，是要千千萬萬好家庭好在那裡，才會出那麼幾家——民族的種性，不會斷絕，種性之禀賦優異者，也不會斷絕。現在、將來，我們還會不斷冒出新的鋼琴神童乃至種種天才，但是還會有那樣的家長，給孩子寫那樣的家信嗎?在如今的千萬封家信中，還能浸透著豐富的人文價值嗎?
如果非要說素質教育，家庭教育才是無微不至的素質教育。那樣的素質教育，再好的大學也教不了、比不了、代替不了。
蘇聯、東歐也消滅了社會分層，但是知識階層還在，尤其是，家庭單位——作為社會的細胞、成長的搖籃，作為教育最初的課堂，作為最後一道抵禦社會災變的屏障——尚未遭遇徹底毀滅。
而什麼是完整的、有品質的、自我支配的階級、階層所構成的社會、人群與教育，我在歐美看到了。其中也有種種問題，甚至是駭人聽聞的問題，但沒有我們所謂的素質問題。
今天，整個社會、整個國家都承認：中國人素質太差了，太有問題了，要抓緊人文教育，搞好素質教育——“抓緊”、“搞好”這兩個詞，就來自“文革”傳統。
我可能描述了一幅太悲觀太灰暗的圖景，但是我要說，問題與現實比我們想像的更嚴重，更深刻，更普遍。尤其令人沮喪的，是在今天，有一部分問題可以放開來談——包括“經史子集”問題——但另一部分問題，譬如歷史遺留問題，譬如僅僅發生在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三十多年前、五十多年前的問題，總之，種種造成國家命運的大問題，直接導致今日教育狀況的大問題，卻不可以談，繞開來談。
我不知道這種只談結果、不談原因，只談一半、不談另一半，是否就是我們長期被迫培養而終於高度自覺的“現實感”，這是迴避現實。
今日中國的現實是：國家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強，充滿機遇，而且必將更富強，出現更多的機遇。
另一半現實是：自孔夫子以來，當今中國教育是歷史上空前龐大、空前繁榮的時期，也是空前荒蕪、空前貶值的時期。若是以有所保留的“現實感”談論讀經、國學、人文教育，是否是在試圖克服作為教育者而不願說出的羞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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