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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7天，我們聽去年“11·13”恐襲親歷者講述他們的死裡逃生，我們在民族廣場維持秩序的防暴警察身旁，見證反勞工法罷工遊行，在共和國廣場邂逅並不受廣泛認同、但仍有權利自由表達的青年演講者。歐洲時報記者張新說：在法國，左、中、右什麼思想都有，全都擰在一起，這也正是它的魅力。“但我絕對相信，它也到了需要克服這股陣痛來走出頹勢的時候。誰都知道法國需要改革，可是它什麼時候來，誰也不知道。”
來得越晚，自然越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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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並不溫柔
2015年11月13日，星期五，巴黎十大的文學博士博迪亞斯從巴黎火車北站出來，去雅克·蓬塞爾讓街區和朋友喝了一杯啤酒。
“我們談論著愛情和巴黎。我的朋友跟我說共和國廣場是巴黎新的中心。我同意，我認為這是個不錯的說法。我承認巴黎左岸和西岸這些年已經變成了老舊的外省，富人們的宿舍。”
大約晚上8點半，博迪亞斯和另外4個朋友在畢夏街和瑪麗·路易斯街轉角的披薩店瑪利亞·路易莎吃飯。店內提供15歐的披薩，巴黎人的披薩。女服務員有點像凱特·溫絲萊特。
其他人要了一塊提拉米蘇，博迪亞斯點了一杯阿芙佳朵咖啡。蛋糕和咖啡擺上桌子的時候，他聽到爆炸聲從畢夏街傳來，在窗玻璃外面、人行道和餐館露天座的上方，就在他右手邊幾米遠的地方。
“我立馬想到了爆炸或一次恐怖襲擊，但我自言自語地說最好別是，這不可能。整個屋子的人都慌慌張張尖叫著躲到桌子下面，玻璃杯被打碎，盤子和酒瓶被翻轉。然後幾聲巨響，新的爆炸聲從餐館門口傳進來，幾十下，也許是五十下機槍掃射的聲音。但我們都還好，我們沒有死。”
腦子裡千迴百轉的博迪亞斯在兩天后發表的博客裡寫道：我做好了死的準備，我對自己說也許我不會感到痛苦。記得有人跟我說子彈不總是很糟，最終的死亡還相當溫柔。
真正的死亡絕不溫柔。博迪亞斯事後才明白，自己剛剛經歷了巴黎當年遭遇的第五起、也是規模最大的一起恐怖襲擊。是夜，恐怖分子在巴塔克蘭劇院等地發動多起槍擊和爆炸行動，一百多人殞命。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5月26日，巴黎民族廣場，反勞工法改革大遊行圖/方迎忠
半年後的5月25日下午，我們在距離披薩店12公里的南特爾一家咖啡店見到了博迪亞斯。他穿著深色恤衫，留著絡腮鬍，典型的知識分子氣質。博迪亞斯說，恐襲過後，他雖然出門會四處張望，但也並未太過焦慮。如果說恐襲讓他的生活發生了什麼變化，那就是他搬離市中心的計劃加速了。
5月25日，在巴黎反勞工法改革罷工遊行的終點民族廣場，法國警方和示威者對峙圖/方迎忠
“選擇在這裡（南特爾）見面，也是覺得離鬧市遠，比較安全。”他笑笑。
親歷過2015年“11·13”恐襲的越南裔青年學者山-蒂埃里·李（Son-Thierry Ly）圖/方迎忠
去年11 月13日事發時，越南裔青年學者山-蒂埃里·李（Son-Thierry Ly）就在離共和國廣場不遠的小巷和朋友吃飯。雖然沒有親友死傷，恐襲仍給他留下了明顯的後遺症。“還是會去咖啡館，會在外面吃飯。戶外的露台也還是會去，但去時，總會下意識地想到那個晚上。就連看到街上的汽車來往，都會迸出念頭，這個車裡會不會有……”
在李的眼裡，從象徵意義上說，對一個個人直接瞄準、掃射，比埋一個炸彈引爆，更恐怖。“爆炸雖然會殺死人，但那是集體性的。不會那麼強烈地聯繫到你。槍對著你，更暴力。很可怕。”
中國遊客遊覽埃菲爾鐵塔，自2015年“11·13”恐怖襲擊事件後，巴黎旅遊業受到重創圖/方迎忠
更可怕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則是，兇手就是和自己差不多同齡、也在此地同生共長的法國公民。資料顯示，《查理周刊》案的主犯、34歲的薩義德·庫阿什和共犯、32歲的弟弟謝里夫·庫阿什都在法國出生，父母是阿爾及利亞移民，居住在巴黎市內。
11月13日的恐怖事件，殺手阿米莫爾和穆斯塔法伊是在法國本土出生、巴黎近郊長大的移民二代。阿普戴斯蘭姆和他在自殺式襲擊中死亡的弟弟雖然此前並不居住在法國，但他們所持有的也都是法國護照。
5月25日，在巴黎反勞工法改革罷工遊行的終點民族廣場，法國警方和示威者對峙圖/方迎忠
為何在歐盟，內在的恐怖主義正在悄然興起？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在法國出生和成長，也有法國國籍，但卻對他們生活的國家懷有一種無理性的仇恨？
法國著名政治哲學家扎卡（Yves Charles Zarka）認為，一方面，極端思想在社交媒體的宣傳教導，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一種放逐；同時，西方社會已經變得越來越關注物質幸福、社會權利、購買力和社會保障。誠然，這是合理合法的，但它沒有給出生存的理由。傳統上伴隨歐洲而生的理想光芒不再，道德危機（更不用提虛無主義）蔓延等，都使得年輕人對其生活的歐洲國家產生仇恨。
親歷過2015年“11·13”恐襲的巴黎十大文學博士弗洛里安·博迪亞斯(Florian Mahot Boudias) 圖/方迎忠
顯然，對這些問題，博迪亞斯也在思考。“和《查理周刊》那次主要針對'醜化伊斯蘭教'漫畫作者的性質不同，'11·13'恐襲針對的是社會的整體，恐怖分子希望把左派變成伊斯蘭恐懼（症患）者、種族主義者，把非穆斯林的人變成仇恨穆斯林的人，把溫和穆斯林變成極端穆斯林。”但博迪亞斯也認為，恐怖分子是一個個不同的個體，他們的問題是自己的生活經驗造成的。“我不想採用決定性的結論。”
他甚至會設身處地地換位考慮。
“我自己也是市郊成長起來的青年，在我求學的經歷裡，有很多同學都是移民家庭出身，都在我之前就終止了學業，於是某個時刻我們就分岔了。劇院行凶的恐怖分子，在我之後一年出生。我們完全有可能一起上學，可能成為很好的朋友，但我們沒有遇見。他（少年的時候）怎麼會想到有一天去敘利亞參加聖戰？30年過後，他開槍去打跟我一樣的人。我也可能是遇害者……
我們都看電視，20歲都會因為職業而迷茫。都想成功，獲得社會認同。
我可以在巴黎生活，我做到了為社會創造價值。
他是住在城郊的阿拉伯人，沒有尊嚴的狀態讓他噁心。
他總是會感到生活中的玻璃天花板，時刻提醒他是阿拉伯人。這讓他對別人心懷憎恨。
這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脆弱。”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在襲擊中受傷甚至遇難，你還會這麼想嗎？”
他遲疑了幾秒。“很難回答，但我想我不會改變我的想法。”博迪亞斯說在社交網絡上發布博客，也是為了感受到更多的善意。
三天后，我和共和國廣場上靜靜收拾鮮花的奧利維亞夫人提及恐怖分子，她低聲說了一句：他們都該去死。她和博迪亞斯代表了不同法國人的立場。但後者的表達，恐怕需要更多的胸襟和勇氣。
安全與自由
在博迪亞斯看來，遠離鬧市，既是為了獲得一份寧靜，也離未來的恐襲可能，稍許遠一點。然而，“11·13”恐襲的一個發生地，正是在位於市郊的法蘭西體育場。
坐落在聖丹尼的法蘭西體育場是法國國家隊的主場，也是第15屆歐洲杯的開幕賽場。作為法國唯一的歐足協五星級球場，它見證了法國1998年在世界杯的首次奪冠。
5月28日，我們從距離球場幾百米的天橋往遠看，看台的外沿已經裹上了一圈UEFA EURO 2016的藍底白字賽事標誌。場外，純白色的帳篷形安檢屋佈置妥當。一位穿著明黃色工作服的工人正在卸貨。橋上，除了我們，只有一對母子在眺望河上的風景。四周靜寂無聲。
位於巴黎斯大林格勒地鐵站附近的臨時難民點，這裡已經被當局清理過兩三次，但每次難民又會重新聚集圖/方迎忠
離開幕還有兩週，這座城市看不出太多足球大賽的跡象。在巴黎逗留的7天時間裡，我們每天以地鐵作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但也僅僅在聖丹尼地鐵站，才看到“離鳴哨還有XX天”這樣與賽事有關的標識。
將要迎來250萬球迷、100萬以上外來客的歐洲杯，至少並沒有太早在外觀上改變這個國家運行的軌跡。
問題是，要娛樂，又要安全，如何權衡？關於歐洲杯安保措施的爭議，在政府內部一直未停歇。
根據巴黎市長伊達爾戈早先宣布的方案，埃菲爾鐵塔下戰神廣場一片13萬平方米、可容納9.2萬人的區域將劃定為球迷區。不過法國前國家警察局局長貝什納則早早放話說，在埃菲爾鐵塔腳下建如此巨型的集會場所，“就是給恐怖襲擊製造機會。”
“市長就說，我們不應該為這個事情改變我們的正常生活，該做什麼做什麼，該玩就玩，該看電影看電影，該上餐館上餐館。”巴黎議員、第13區副區長陳文雄5月底在北京接受我們訪問時說。
法國巴黎市議員、第13區華裔副區長陳文雄相信此刻的巴黎至少比以前安全，“比如火車上現在有軍隊在裡面巡邏，走來走去，以前沒有的” 圖/姜曉明
鑑於法國面臨的公共安全不穩定狀態，要求取消歐洲杯球迷區的聲音自2015年年初以來就從未停息過，但總理瓦爾斯始終希望保留這一嘉年華式的傳統設置。法國體育部長坎納也表達過對總理立場的支持，稱“在無人機、監控攝像頭和全員手檢等設施和措施的加持下，球迷區絕對安全”。
陳文雄相信此刻的巴黎至少比以前安全，“比如火車上現在有軍隊在裡面巡邏，走來走去，以前沒有的。”
在巴黎的每一天，無論在機場、地鐵、大大小小的商業街外牆，或是學校、銀行的門面上，我們都與一個黑邊紅底的三角標誌擦身而過。那是法國安全警戒機制“警惕海盜計劃”（Vigipirate）的標識（《查理周刊》恐怖襲擊發生後，法國總理府宣布，將“警惕海盜計劃”的警戒級別提高到“襲擊警戒”級別，整個法國進入最高級別警戒狀態，意味著將調動所有的安保力量和武裝力量，對抗恐怖主義威脅）。但想像中武裝警力大幅度加強的畫面，並未出現。
“安檢肯定是增強了。就連我去郊區家附近的小商場，都會有保安讓你打開包。對於你們中國人來說，不會覺得太麻煩。對我來說，已經很明顯。”只是李對這個並不領受，反倒為部分民眾的反對聲自豪，“這些措施是整體對個人自由的限制。即使有恐怖隱患，生活還是要照常進行。越不正常，越會形成惡性循環。而這正是恐怖分子想看到的。你搜一千個人，可能會抓住5個可疑分子，而其他人都受到打擾。他們會覺得不公平。在搜索行動中，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群體往往會成為重點目標，這種針對性會進一步加強他們的受歧視感，進而成為極端主義滋長的溫床。”
巴黎上訴法院律師石仁林，是巴黎律師公會最早的華人執行律師之一。他說恐襲之後，他從事國際投資的客戶當中，有人因為恐慌取消了在法高端地產投資項目。但他認為對法國經濟影響最大的還是勞動法律、稅收和福利政策 圖/方迎忠
不獨李一人，好些受訪者都表示，政府應該把更多的警力部署在情報蒐集和定位上。“應該把重點放在我們看不見的那些人和地方，而不是街上看見的那些。”
經濟學家埃維·於文（Herve Juvin）甚至指出，申根制度才是安全問題真正的源頭。“當你取消了國家與國家的邊境後，是在國家內部，製造了各種邊境。”
無論如何，在這樣的情勢下，歐洲杯還有那麼大的魔力，值得親往球場和球迷區看個痛快嗎？
“當然，我一定會去球場看一場比賽。”自稱鐵桿球迷的法國青年倫尼·波梅蘭茨（Lenny Pomerantz）對安保憂慮不以為然。“每次發生一點點事，國家就如臨大敵，一年內法國遊客量減少了一半。只要看看Canal+電視台關於聖戰分子的新聞報導就會明白，任何一個蠢蛋（聖戰分子）都可以聚集到另外4個蠢蛋，然後組織一場恐襲，哪怕只是最小規模的。”他還引用法國內政部長的話：零風險是不存在的概念。“關閉球迷區是一種向恐怖主義退讓的政策。不應該讓恐怖分子來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這等於是給予他們初步的勝利。”
“應當不帶恐慌地去生活，這是大家最好的武器。”
吐出嘴裡的糖，沒門
巴黎，無處不奇蹟，無處不風景。這不，外部安保的壓力一點沒消除，內部的又來了。
5月26日中午，我們正在2號線附近一家不到10平米的Kabab店吃“肉夾饃”果腹，突然看到電視裡出現了反勞工法改革罷工遊行的新聞。“看起來又是（從巴士底）一直走到民族廣場，這是左翼經常走的線路，趕緊走！”在法國電視2台做攝像記者的同行明敏說。
還沒出地鐵，便聽到了轟隆隆的聲音。走到街面，煙霧、氣球、鼓聲、各種標語，如潮水般朝我們湧來。
“停止洗劫我們的家庭！”
“私人生活權利！”
“工會對攻擊的迅速回擊！”
旨在提高就業市場活力、減輕法國企業負擔的法國新勞動法於兩個月前提交法國內閣會議審議。勞動法草案的內容主要包括：取消每週35小時工作制，削減35小時以外的加班費，並給予雇主更多自由來解僱員工和削減成本。消息出來，法國勞工們不干了。各個行業工會組織的罷工遊行一波接一波。
“從1968年的40小時，到1998年的35小時，這是法國人在生產力提高之後，經過仔細估算，以較高的生活質量，依然能帶動經濟發展的決定。應該從人文角度去理解它。” 在法工作多年的徐波說。“但這種制度，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就大錯特錯了。時代早變了，只是法國人民沒準備好。”
2014 年，法國通過了管理者和雇主晚上8點之後不許給員工打工作電話的法規。巴黎七大博士程小牧在《法國這十年》一文中提到，整體管理效率低下，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受到名目繁多的勞動法規的牽制。再進一步看，這種法規背後則是法國社會模式賴以存在的人性化、自由、保障、權利等理念基礎。
“在法國，要是員工壓力大了，上班情緒不好，可以看心理醫生。如果醫生判斷你不能這樣工作，便可以拿薪休假。在中國，這會很荒唐。在法國，卻很正常。”在法旅遊業資深人士石恆宇表示。
“企業想解僱員工，賠償金是不設上限的。你完全不知道要賠償多少。這很讓人害怕。這也是這次改革的重點。勞動仲裁法院判決賠償的時候，不可以超過上限。這是進步。但據說這條最後還是刪掉了。”德恒律師事務所（巴黎）合夥人石仁林頗為遺憾地搖頭。
道理很簡單，你早早地給了那顆糖，現在誰還願意吐出來呢？
遊行隊伍裡，來自FO（法國工人力量工會）的帕特里克手持話筒，氣定神閒地喊著口號。
“政府想改變原來的基礎，我們不開心。比如生孩子，以前是出生前的6到8個月可以帶薪休假，要是法案通過，就統統沒有了。”
“你們打算堅持到什麼時候？”我問帕特里克。
“什麼時候？到他們廢除這個法案為止。我知道70%的法國人都反對這個勞工法，即便那些沒上街的。那些投票通過這個法案的議員，他們心裡也是存疑的。”帕特里克頗以為然地為更多人代言。
果真如此嗎？
連著三天早晨，我們都在酒店附近的Le Bistro餐館吃早餐。店主阿米爾（化名）指著電視新聞告訴我們，他就不贊同新勞工法。“再這樣下去，法國經濟都維持不了了。”
老張（化名）在蓬皮杜溫州人社區的一間大中華超市工作。見到他時，這位來法國三十多年的老移民正在拿剪刀剪去大蔥和蒜苗的黃葉子。
“歐元貶值，再加上恐襲，客人都不來了。你看看，這週末都沒人。加油站也加不到油。”他蹙著眉頭。
《歐洲時報》的記者張新頗為感慨地比較，來中國出差，到處都在“孵化”，“都是什麼'雲'啊。”
法國沒那麼有活力嗎？
“倒也不是，但確實人才流失嚴重。思維活躍、有拼搏心的人都去了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等地。加上奧朗德搞的新政，年收入100萬歐元以上的富人要交75%的巨富稅。像'大鼻子'（影星杰拉爾·德帕迪約）就移民俄羅斯了。”張新解釋道。
在拉德芳斯的辦公室，經濟學家埃維·於文說，人們談論很多關於避稅天堂的問題，也得談談“稅收地獄”的問題。說到前半句，他臉帶笑意，後半句則嚴肅起來。“許多持有資產的人看到自己資產不停縮減——僅僅出於稅收的原因，這是非常不好的體驗。”
“有一部分基礎設施慢慢地在損壞和老化了，安全問題日趨嚴峻，大批的移民湧入。”於文繼續闡述。“公共財富在不停地縮減，看起來人們付的成本很高，福利卻越來越不好。對於法國人來說，他們不幸的點，就是這個造成的。”
離開法國前的一天，我在埃菲爾鐵塔下的咖啡館和張新小敘。已經在法國成家立業的她告訴我，在法國，左、中、右什麼思想都有，全都擰在一起，這也正是它的魅力。“但我絕對相信，它也到了需要克服這股陣痛來走出頹勢的時候。誰都知道法國需要改革，可是它什麼時候來，誰也不知道。”
來得越晚，自然越痛。道理誰都明白。可習慣了“吃糖”的法國人絕不願改革從自己身上開刀。罷工也在影響著參與者自身和反對方的利益。近兩週來，部分鐵路停運，全國大約20%的加油站完全斷油或供應不足。
5 月26日，攝影師方迎忠在民族廣場的中心區域親眼目睹一名青年在有意挑釁警察後，被多名便衣帶上警車。和老方分開、一路沿途採訪的明敏和我沒有碰上最激烈的警民衝突場面，目之所及處，氣氛還算平和。在靠近民族廣場的街口，青年保羅就站在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察身後。雖然和朋友們剛被噴了催淚瓦斯，他們還在彼此說笑。保羅自我介紹說，他就在附近的酒店工作，並笑著許諾，“我可以給你們弄到歐洲杯的球票哦。”
“那在保證歐洲杯順利舉行和罷工之間，你會選哪樣？”我問他。
他想了一秒鐘，笑著說道，“還是罷工吧。歐洲杯很帶勁，可你知道，罷工是重要的生活。這是麵包和遊戲之間的關係。”
無聊還是節日
“11·13”事件後很長時間，共和國廣場被濃濃的悲憤情緒包圍。在好幾個月裡，哀悼死者、對恐怖分子的同仇敵愾給沉鬱中的法蘭西注入了向上的凝聚力。
但從今年3月底起，勞工法改革的消息傳來，廣場忽地成了成百上千年輕人的“秀場”。他們就各種時政、社會問題演講、辯論，訴求早已超出了勞工法層面。這場民間運動有著一個頗有意味的名字：黑夜站立（Nuitdebout）。隨著夏季的來臨，黑夜站立漸漸地演化成了“白夜站立”。
5月28日那晚我們來到廣場時，果然見到了正兒八經的“黑夜站立接待處”。斜前方，被小男孩稱為“漂亮”的瑪麗安娜雕像上塗滿了類似“警察滾出去”、“把富人生吞了”字樣的塗鴉，“我是查理”的殘破海報也在牆體上依稀可見。廣場上的兩堆演講人，分別在控訴英美帝國主義在非洲的殖民行徑，和介紹免費的軟件。路人們席地而坐，愛聽則聽，不聽便起身挪地兒。奧利維亞夫人忍不住抱怨：他們（“黑夜站立”的參與者）是在做蠢事，發動內戰， 都是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聚在這裡，把廣場弄得亂七八糟！
5月31日，全副武裝的法國特種部隊在新凱旋門巡邏 圖/方迎忠
張新的看法是，這場運動表達了民眾的恐懼、無奈。但它既不能引發思想界的思潮，也沒有給政治、經濟和文化上帶來什麼影響。就像是個過節的舞會。
“舞會”的形容並不過分。那個黃昏的共和國廣場，嘈雜紛亂而又讓人輕鬆愉快。轟隆隆演講的聲效背景下，有人擺著“流動圖書館”的地攤、歡迎你免費閱讀，有人賣飲料和自製點心，兩個飛馳的少年互較滑板技術。不遠處，幾個青年樂手的鼓點聲奏得人心旌蕩漾，看到我坐下歇息，他們還招手示意，come with us！
法國人的天性不也是如此嗎，再沉重的話題也能以輕盈的方式來面對？就像海明威的《巴黎是一個節日》裡寫的，“此刻，寫到了事態的終止。實際上，巴黎從未有過終了。這裡僅是第一個時期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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