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樂迷“追星”古典音樂

左驰

剛剛過去的2016年1月25日和26日，意大利指揮家里卡多·穆蒂攜手芝加哥交響樂團空降北京，在中國國家大劇院音樂廳一連兩晚上演了曲目涵蓋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馬勒《第一交響曲“巨人”》和普羅科菲耶夫《第一交響曲“古典”》、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的兩場音樂會。北京站的兩場演出無疑成為他們這最新一輪亞洲巡演最重要的一站。

指揮家穆蒂曾在三年前因病抱憾缺席了芝加哥交響樂團原定由他領銜的中國巡演，所以這趟他的如約而至，引來了北京觀眾的熱烈追捧。

首先，國家大劇院一連兩晚的音樂會門票基本上被銷售一空，音樂廳內座無虛席，極其罕見地擺出了幾排加座，甚至於還有持“站票”觀演的。暫且不論穆蒂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兩場演出真正在藝術層面上的成功與否，就親歷了這兩場音樂會的筆者看來，顯而易見的是，在演出結束以後，在場的北京觀眾可謂給足了面子，向舞台上的音樂家們報以經久不息的掌聲，平日里演出完後難得一見的“Bravo!”叫好聲此起彼伏。北京站第二場音樂會的正式曲目演完了，穆蒂更是在幾經返場謝幕後，出乎意料之外地指揮樂團加演了一首管弦樂隊版本的中國歌曲《大海啊故鄉》。而這也是芝加哥交響樂團這一輪亞洲巡演在履及台北、東京和上海三地後，唯一精心安排的一場擁有加演曲目的音樂會，這顯然是作為樂團音樂總監的穆蒂和芝加哥交響樂團所一起贈予北京這座城市以及北京觀眾的一份厚禮。

演出雖然結束了，但是北京觀眾對於指揮家穆蒂的熱烈追捧才剛剛開始。只見國家大劇院音樂廳外的大師俱樂部門前排起了等待穆蒂唱片簽售會的長龍，要知道同樣是一連兩晚的簽售會，手持各類唱片按秩序排隊等待大師簽名的觀眾，打破了國家大劇院自2007年開幕八年來，演出結束後音樂家唱片簽售會排隊觀眾人數最多的記錄。與此同時，音樂廳入口處所設立的由穆蒂指揮芝加哥交響樂團，並經由樂團獨立廠牌CSO Live Sounds出版發行的曲目囊括柏遼茲《幻想交響曲》、普羅科菲耶夫《羅密歐與朱麗葉》芭蕾組曲、威爾第《奧賽羅》等四款共計好幾百張的高價位唱片，在兩晚的音樂會開場前，外加中場休息時，被統統銷售一空。

在筆者整整兩年超過150場的國家大劇院音樂會觀演經歷中，北京觀眾在這一連兩晚裡所表現出來的對於古典音樂家熱烈追捧的程度絕對是空前的。即便是2013年德奧派指揮家最正宗的繼承者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率領維也納愛樂樂團造訪國家大劇院，還有2015年有著“鋼琴王子”美譽、微博粉絲數以千萬計的中國鋼琴家李云迪的王者歸來都沒能夠造成這般轟動，成就如此盛況……

不過話又說回來，對於古典音樂演出而言，當真是觀眾越追捧，音樂會就越成功嗎？當然不是。恰恰是穆蒂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在北京這一連兩晚的兩場音樂會，直接折射出當下中國古典音樂演出市場的一個“怪現狀”，就是觀眾普遍存在一種隨波逐流的從眾“追星”心理，哪個指揮的名氣大，哪支樂團的來頭響，就買票去聽他們的現場音樂會。穆蒂是“意大利美男子”，是歌劇藝術最高殿堂、米蘭斯卡拉歌劇院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總監，同時芝加哥交響樂團又是以銅管聲部而舉世聞名的美國“五大”樂團之一，所以北京觀眾都聞風而至、蜂擁而上。筆者的一位人在武漢的古典樂迷朋友，不惜千里迢迢從武漢跑到上海聽了一場穆蒂與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音樂會後，又風雨兼程地隨他們一道輾轉北京，追聽了一場與他當時在上海所聽過的曲目相同的音樂會。這位專程遠道而來的武漢朋友，最後握在自己手中的當晚演出門票是以700元的高價從國家大劇院北門門口的“黃牛黨”（票販子的俗稱）手裡買來的，那張門票實際的票面價值才280元！

此外，當觀眾在演出結束後奉上經久不息的掌聲和此起彼伏的叫好聲，以及在唱片簽售會上排長隊時，可能壓根兒沒意識到穆蒂和芝加哥交響樂團這一連兩晚在北京的演出其實並不理想。

穆蒂原本是一位筆者相當尊敬的指揮大師，可惜年近75周歲的他在北京的兩場音樂會上分別對於“馬一”（馬勒《第一交響曲“巨人”》）和“柴四”（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這兩部作品的風格把握上出現了偏差。其實還得算上第一晚的“貝五”（貝多芬《第五交響曲“命運”》），穆蒂針對這三部作品採取了一以貫之的“意大利歌劇化傾向”嚴重，“歌唱性”趨勢顯著的個性化風格的演繹與詮釋。古典音樂並不排斥指揮家針對某一特定作品的個性化處理。但這種演釋的個性化程度必須得有個度才行，而像“貝五”、“馬一”、“柴四”這樣約定俗成、板上釘釘的古典音樂保留曲目文庫裡的經典作品，任何指揮家要想去觸碰都必須得做到最起碼的對於這些作品固有音樂風格上的把握，這是藝術的底線，同時也是對於經典作品的一種嚴肅態度。當觀眾在音樂會現場聽到的已不再是“貝五”所形容的“命運在敲門”動機的感受，感受到的已不再是作為一名青年作曲家所創作的那個主題鮮明、朝氣蓬勃、鬥志昂揚，終曲的高潮無限輝煌、震懾人心的“馬一”，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長者循環往復的絕對理性和始終節制；對於“柴四”既不把它當作是“斯拉夫民族音樂風格”的作品，又不把它當作是“19世紀歐洲浪漫派音樂風格”的作品來處理時，恐怕對幾位偉大的作曲家也是一種怠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