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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基辛格寫道，作為當今時代基礎的秩序概念處於危機之中。圖為7月份一名親俄士兵在烏克蘭頓涅茨克附近的一個檢查點站崗。
亨利·基辛格
利
比亞正處在內戰之中，原教旨主義軍隊正在建立一個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自封的伊斯蘭教王國，而阿富汗年輕的民主政權正瀕臨癱瘓。除這些麻煩外，美國還面臨與俄羅斯關係重現緊張的問題，同時還要處理與中國的關係，而中國既承諾與美國合作，又在公開指責美國。作為當今時代基礎的秩序概念處於危機之中。
長期以來，對國際秩序的探索幾乎完全是由西方社會的概念來定義的。二戰後的幾十年來，經濟實力和民族自信心都增強的美國開始承擔起國際領導者的責任，並為國際秩序增添了一個新的維度。作為一個在自由和代議民主制的明確理念上建立起來的國家，美國將自身的崛起與自由民主的傳播等同起來，並認定這些因素能夠帶來公正和永久和平。歐洲實現秩序的傳統做法是認定民眾和國家有與生俱來的競爭性，為遏制彼此之間相互衝突的目標所帶來的影響，歐洲依靠力量均衡以及開明政治家協同努力。美國盛行的觀點認為，民眾具有內在理性，而且總是傾向於作出和平妥協，並尊重常識。因此，傳播民主就成為國際秩序的首要目標。自由市場會提升個體地位、使社會富足並用相互的經濟依存來取代傳統的國際競爭。為建立國際秩序所做的這一努力已經在很多方面開花結果。世界多數地方都建立了大量的獨立主權國家。民主以及參與式治理的光芒雖然還沒有照耀到世界各個角落，但也已成為一個共同願望。從1948年到世紀之交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小小片段，人們在這一時期初步建立了以美國理想主義、傳統的歐洲國家理念和權力平衡為主的全球秩序。但世界上還有很多地區從未認同西方的秩序概念，只是勉強默認而已。這些持保留意見者如今不再選擇沉默，烏克蘭危機以及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中國稱南海)問題便是證明。由西方建立並稱頌的秩序目前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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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地區，宗教武裝肆意突破邊境，侵犯主權。
首先，國家這個概念（即參與國際生活的基本正式單位）本身已經面臨著多種壓力。歐洲已經開始超越國家界限、並主要以軟實力規則為依據制訂對外政策。然而值得懷疑的是，對從戰略概念衍生出來的合法性的認可能否維持國際秩序？歐洲尚未對自身賦予國家屬性，所以導致歐洲內部出現權力真空，而在其邊界也出現了權力失衡。與此同時，中東部分地區也在相互鬥爭中陷入了宗派林立的局面，其背後的宗教武裝和勢力肆意突破邊界，侵犯主權，產生了一些自己的領土無法做主的失敗國家。亞洲面臨的挑戰與歐洲恰恰相反：亞洲的力量均勢並非建立一致認可的合法性理念之上，這會將一些分歧推到對抗的邊緣。國際經濟與表面上管理它的政治機構之間的衝突還會削弱維護國際秩序所必需的共同使命感。經濟體系已經變得全球化，而 世界的政治結構仍以國家為基礎。經濟全球化本質上忽視國界。外交政策雖然力爭使各國就其在國際秩序上相互衝突的訴求或理想達成和解，但肯定了國界的存在。這一發展催生了數十年的持續經濟增長，期間爆發強度似乎不斷升級的周期性金融危機：上世紀80年代在拉美，1997年在亞洲，1998年在俄羅斯，2001年和2007年在美國， 2010年後在歐洲。贏家對這一體系沒有什麼反對意見。但輸家（比如歐盟南部成員國等陷入結構性設計失誤的國家）尋求通過一些否定或至少阻礙全球經濟體系運轉的方案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國際秩序因此面臨一種自相矛盾的局面：它的繁榮取決於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過程引發的政治反應常常有悖於其初衷。當前國際秩序再一次崩潰將意味著，大國間就最重要的問題進行協商並展開合作的有效機制並不復存在。眼下全球舉行多邊論壇的次數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上述批評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合時宜。然而，這類會議的性質和召開頻率妨礙了長期策略的細化。在這類會議中，最好的情況是，與會者圍繞懸而未決的技術問題開展討論，最壞情況是，會議變成一種類似“社交媒體”活動的新峰會形式。當代的國際規則和規範架構若要保證其影響力，那就不能僅僅通過聯合聲明來確認，而必須作為一種共同信守的東西來培育。內部結構和治理方式的各異形成了不同的勢力範圍，國際秩序崩潰帶來的懲罰與其說是引發國家間的大戰（儘管在某些地區仍存在這一可能），不如說是這些勢力範圍的演化。在邊界區域，面對其他一些被認為不具備正當性的實體，每個勢力範圍掌控者都有可能忍不住去測試自己的實力。相比國家間的鬥爭，地區間的對抗可能更容易讓國家衰弱。當前對國際秩序的追求需要我們有一個具有連貫性的策略，在不同地區
內部建立一套秩序概念，並把這些區域性秩序關聯起來。這些目標不一定是自我調和的：一場激進運動的勝利可能會給一個地區帶來秩序，同時也可能為未來的動盪埋下伏筆。一國憑藉武力在某個地區建立統治地位，即便從表面上看帶來了秩序，也可能讓全球其他地區爆發一場危機。建立這樣一個世界秩序既可以作為我們的希望，也應當是我們的靈感來源：每個國家都能肯定個人的尊嚴和參與式治理，並根據已達成的規則展開國際合作。然而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經歷一系列中間階段。若要在21世紀的世界秩序演變中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美國必須準備好回答如下一系列問題：我們尋求（若有必要則獨自）避免什麼事情的發生（無論它怎樣發生）？我們尋求實現什麼（即使得不到任何多邊支持）？在得到一方盟友支持的前提下，我們將尋求實現或避免什麼？我們不應當參與什麼（即使被一個多邊組織或一個盟友呼籲參與）？我們尋求發展的價值觀的本質是什麼？以及這些價值觀的實踐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具體形勢？對美國而言，回答這些問題將需要在兩個看似矛盾的層面上進行思考。在頌揚普世價值的同時，也需要重視其他地區的歷史、文化以及安全理念的現實情況。儘管數十年的艱難歷史給我們帶來了教訓，但美國必須始終銘記自己的獨特本質。歷史不會眷顧那些為尋找捷徑而放棄了自我身份的國家。但如果沒有全面的地緣政治策略，歷史也不會確保最崇高的信念必將成功。
（基辛格博士曾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和福特(Gerald Ford)政府期間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本文改編自他即將於9月9日發布的新書《World Order》，由企鵝出版社(Penguin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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