壞與窮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卻不一定存在著絕對的辯證關係。
古人有“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一說，今人有“越墮落越快樂”的觀點和提法。明眼人都能看出來，在此邏輯和現實之下，社會上的壞人，即那些無視法律規章制度、社會秩序典範的人，總是比一般遵紀守法者更容易撈到好處。因此不僅不會窮，反而更容易大富大貴。
從這一思維角度和社會現實出發，似乎古往今來，越壞的人越能夠通過突破規則獲取個人利益。
如果這一規律成立，那麼真挺令人絕望的。但如果我們再往深處研讀此句，還是能夠看到希望。因為，在死生為大的前提下，壞與窮之間的關係會發生明顯的變遷。
人越窮越壞？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最流行的一句心裡話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中國古代社會官場認知中還有一句俗語，叫做“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意即，大夫以上的階層，享受不受刑法的“特權”；原句出自西漢成書的《禮記·曲禮》。
對“刑不上大夫”之意蘊，孔子曾作出過經典闡釋。
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的學生冉有求教於孔子說：“周王制定法律，規定刑不上大夫。可是如果大夫犯了罪，真的可以不遭受刑罰嗎？”
孔子對這一問題作了較為準確而經典的闡述：
第一、 治理君子，我們通常先以禮教來駕御住他們的內心，目的是從精神上心理上，率先賦予他們知廉恥守刑罰的心理節操。
第二、 大夫們如果有違法犯罪行為，我們不直接定其罪名，以此來避諱名譽上的損失。如果大夫所犯罪行在五刑範圍之內，可以不必派司法官吏對其進行捆綁羈押，而應令其自己請罪；
第三、 如果大夫們犯下的是重大罪行，也不必派司法官吏對其實施死刑，而應該讓他們跪拜以自裁。
根據孔子的解釋我們可以看出，在古代即使是大夫，只要犯了罪，其實也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是與庶民同罪的。只不過，對大夫的優待是不以外力左右其人身，免其牢獄之苦，而重在心理懲罰而已。
說到底，就是照顧“面子”，不至於士大夫斯文掃地。這實際上是孔子在以“禮教”規範等心理和精神意識，來對君子潛移默化發揮約束作用。
關於這一點，有相當多的歷史典故可以佐證。
據《宋史·蘇頌傳》記載，北宋熙寧二年，某知州張仲宣貪贓枉法被捉拿後被判死刑，當地司法官對其處以杖刑和黥刑，並發配到海島。審刑院知院事蘇頌聽說這項懲處之後，就向宋神宗上奏說，自古以來都是刑不上大夫，張仲宣的罪行不值得憐憫，處罰他是應該的。
但是他的官位已居五品，如果處以黥刑，還讓他與流民囚犯為伍，就會在無形中讓官吏大夫的名譽受到污辱。所以，不應該懲處得這麼重。
宋神宗認為蘇頌言之有道理，就免除了張仲宣的杖刑和黥刑，只是將其流放去了賀州。而此後，犯罪官吏不適用杖黥法，逐漸成為宋朝固有法律制度。而這也是“刑不上大夫”原則最早的製度化。
說這麼多歷史，不是掉書袋，而是闡述一個明白無誤的心理學道理：有自製力羞恥心的人，往往還沒被施以法律懲處，其自身就會因為恥辱而行為有所約束，並對犯罪行為退避三舍。
所以，從心理學角度而言，古代士人君子之自律、自察，往往比外在刑罰約束更起作用。也即論到人本心理學，孔子老人家的確比當代人更懂一些。而孔子的這一心理制衡約束法，其實是孔子思想的延宕傳承。
早在《管子·牧民》中，管子就曾提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意思是說，如果老百姓的糧倉充足，豐衣足食，那麼他們就能顧及到禮儀，並且重視榮譽和恥辱。
話雖遠古，道理卻異常清晰，且與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如出一轍。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人是有需求層次的，而且這個需求層次是有結構之分的，即人的需求層次包括了五個級別，從層次結構的底部向上，這五個需求分別為：
1. 生理需求（食物和衣服）
2. 安全需求（工作保障）
3. 社交需要（友誼）
4. 尊重需
5.自我實現需求
馬斯洛指出，人的這種五階段模式分為不足需求和增長需求，而前四個級別的需求，通常被稱為缺陷需求（D 需求），而最高級別的需求則被稱為增長需求（B 需求），並且是極其難以實現的需求。
從這個理論基礎上來講，人越窮，就越容易因為生存需要，而去做違反道德規律的偷雞摸狗之事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變壞。在飢餓和求生本能的驅動下，人會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變得形同野獸。
相反，人若豐衣足食，注意力就會轉向其他方面。而所謂“富長良心”，往往也是這樣來的。
豐衣足食是為富，內心豐贍是為“達”。脫離的生存需要的人，會懂一些禮節不會簡單為五斗米折腰，會有些許良心。但是，設若不是五斗米，而是五十億鬥呢？ 已經富有的人，此時貌似反而未見良心，而是更多傾軋與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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