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超越"華盛頓共識"需要新發展模式
文章節選自博鰲亞洲論壇官方雜誌《博鰲觀察》2017年年會特刊
新結構經濟學與目前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大不同在於，主流觀點一般都是以發達國家有什麼，或者是發達國家能做好什麼作為參照，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什麼東西做不好，然後就借鑒發達中國家，爭取擁有發達國家所有的，按照發達國家的做法來做。
但是老實說我沒有看到什麼成功的例子。反過來，新結構經濟學是看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什麼東西能做好，然後把它做大做強。這能夠幫助我們避免削足適履的錯誤，尋找到最合適的發展路徑。
《博鰲觀察》：您將會出席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屆時有什麼新的觀點在論壇上發表？
林毅夫：我想我在這次博鰲論壇上講的主要內容，應該就是我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新書一一《超越發展援助》裡面表達的觀點：即如何在一個多極世界中重構發展合作新理念。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中國取得的發展經驗有目共睹。二戰以後，很多原先的殖民地國家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同時另一些半殖民地國家也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幾十年以來，將近180個經濟體都在追求現代化，每個經濟體都經過了幾代領導人和全國上下的努力。而且不僅是它們自身，二戰後成立的很多國際機構，比如我曾經工作過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也在進行著各種開發援助。
但從現實結果來看，真正擺脫貧困縮小和發達國家差距的成功案例非常少。真正成功地實現從低收入到高收入跨越的，實際上只有兩個經濟體一一東亞的台灣和韓國；而實現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有13個。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或者產油國，另外5個是亞洲四小龍和日本（台灣和韓國同時也是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三個成功從低收入步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今天回頭再看，上世紀80、9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轉型中大多采取了“華盛頓共識”推崇的“休克療法”，但它們都沒有取得成功。反觀中國、越南、柬埔寨等幾個在轉型過程中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推行的則恰是違反“華盛頓共識”的漸進式、雙軌制改革。這在90年代曾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製度，因為它存在顯而易見的尋租空間。
這意味著，我們的發展理念亟待反思，特別是要超越新自由主義推行的“華盛頓共識”。
《博鰲觀察》：這似乎就涉及到您從世行回到國內後一直在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能不能給我們簡單概括一下“新結構經濟學”的要旨以及它所希望解決的最主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林毅夫： “新結構經濟學”是一個有機而復雜的整體，我可以發幾篇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文章給你。不過，它的核心意思包括以下一些觀念一一
經濟發展的本質是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的提高本質上則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取決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依賴於軟硬件技術設施的不斷完善。
經濟發展就是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不斷的技術創新跟產業升級，同時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過程。硬的基礎設施，包括港口道路這些；軟的基礎設施，則有金融制度、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過程。
怎麼樣讓這個過程能夠持續良性的發展？很重要的就是產業升級的過程要符合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同時實現符合比較優勢的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有許多事情是企業沒有能力做的，政府卻是可以有作為的。
有效市場以政府有為做保障，有為政府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市場要有效必須有產權保護、各種市場發育、宏觀穩定，收入分配影響社會和諧和市場有序運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各種外部性矛盾和市場失靈，上述等等和其他造成市場不能運行或失靈的問題都需要積極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所以，有效的市場需要政府的有為來做保障。政府有為的目的是為了使市場有效，過猶不及、不及猶過，政府的行為超過保障市場有效的範疇就成了越位，該做的不做或不做好就成了缺位，所以，政府的有為以市場的有效為依歸。
總體來說，新結構經濟學與目前主流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大不同在於，主流理論一般都是以發達國家有什麼，或者是發達國家能做好什麼作為參照，來看發展中國家缺什麼，什麼東西做不好，然後就借鑒發達國家，爭取擁有發達國家所有的，按照發達國家的做法來做。但是老實說我沒有看到什麼成功的例子。反過來，新結構經濟學是看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自己有的什麼東西能做好，然後把它做大做強。這能夠幫助我們避免削足適履的錯誤，尋找到最合適的發展路徑。
《博鰲觀察》： 2016年是黑天鵝事件不斷的一年，從英國公投脫歐，到美國特朗普的當選，在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勢力抬頭，反全球化的思潮似乎逐漸佔據上風，您對此怎麼看？
林毅夫：我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的老師舒爾茨在1960年代寫過專門的文章，梳理了從17世紀一直到20世紀中葉西方出現過的各種思潮。
一般來說，出現問題以後，人們總會對問題進行分析並提出未來出路的解決方案。如果過去已有的那些理論解釋不了當下的問題，就會有新的思想出現。如果新的框架和新的分析找到了問題的原因，而且似乎很有說服力，大家都接受了，它們就會變成思潮。這些思潮往往同時包含了對現有問題的分析以及解決問題的方案兩部分。舒爾茨發現，17世紀以來的大部分思潮中對新問題所開出的藥方即便不是完全錯誤的，也至少並沒有像它們所宣稱的那樣獲得預期的效果。
從上世紀60年代到現在是不是也是如此？當前西方的民粹主義思潮正是如此。民粹主義是一個現象，現象的背後有原因。它將收入不均和貧富差距歸咎於全球化，但其實並非如此。許多時候，表面上的原因並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們必須要找對問題的根源，對症才能下藥。
《博鰲觀察》：美國新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高舉保護主義大旗，他在競选和就任之後的一系列宣示和舉措，諸如要與中國打一場貿易戰、退出TPP等等,對未來中美經貿關係及亞太一體化造成了諸多不確定因素。您對中國經濟有深湛的研宄，並且對美國經濟也可以說非常熟悉，能否談談您對未來中美經貿關係及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前景的展望？
林毅夫：我有一些擔心，因為特朗普沒有找對美國問題的癥結，他沒有把問題看清楚，所以開出的藥方也是錯誤的。他所採取的措施不僅不能保護他想保護的那部分選民，而且可能讓問題更糟糕。
實際上並不是中國搶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因為這部分中國賣給美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幾十年前就己經不生產了。上世紀60年代，它們主要是日本在生產，後來轉移到亞洲四小龍，然後才是在中國生產。所以不是中國今天才搶了美國藍領工人的就業崗位，而是生產這些產品不符合美國的比較優勢。
如果特朗普真的對中國所有輸美商品一律徵收45%的關稅，其結果將是：首先，一般消費者要付出額外的高昂代價；其次，這部分就業也未必就會回流美國。因為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太高，如果這部分產品放到美國去生產，根本沒有競爭力。
所以我估計在這種狀況之下，他之前提出的那些政策很可能是雷聲大雨點小。當然，他為了兌現先前的競選承諾，可能會找一兩個無關緊要的產品，徵收一些高關稅。但不會像他競選時候所講的那樣一刀切，我覺得那幾乎是沒有可操作性的。
我們常常講，“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如果特朗普真的搞貿易戰，對中國雖然有不利影響，但對美國自己也會有很大的損害。我們當然要做最壞的準備，但也不必過於悲觀，能夠溝通的還是盡量溝通。實際上我認為，我們還是要保持定力，該怎麼做想清楚，不要自亂陣腳。
《博鰲觀察》：目前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轉型階段，增長速度預計會步入一個比過去稍低的“新常態”。我們知道，多年來您一直信心十足地認為，中國經濟完全有機會在未來的二三十年裡繼續保持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態勢。鑑於此，我想請您談一談您對於時下大家都在說的“新常態”以及中央政府正在推動的“供給側改革”和經濟結構轉型有一個什麼樣的判斷？或者更具體地說，你認為當前及今後一段時間，中國經濟改革和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什麼？具體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有哪幾件？
林毅夫：我說的持續高增長，強調的是中國有這樣的潛力，並不是說中國一定能實現。供給側決定增長的潛力，但真正能夠實現多少增長，是由需求側決定。需求側包括出口、投資和消費三大部分。未來一段時間中國的對外出口增速肯定會下降，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沒有復蘇，整個國際貿易都在下滑。在2008年前，全球貿易增長是GDP增幅的兩倍以上，現在己經低於經濟增長。所以中國要保持高增長就必須主要依靠內需。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事實上我們現在投資的空間還很多，因為中國總體上處於產業鏈的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投資的機會不少。中國還有一些基礎設施可以進一步完善，比如環保領域等，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
這是我們與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發達國家普遍存在著產業過剩和產能過剩，它們的產業在很多領域都是前沿，所以很難找到確定的好的投資機會。而中國不同。此外，發達國家投資基礎設施也沒有中國這麼大的潛力，因為它們該有的己經都有了，主要是老舊的問題。但大家都知道，老舊基礎設施的完善升級，與投資新的基礎設施，回報率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我們還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另外，我們財政負債相對低、儲蓄高、外匯儲備也充裕。我們把這幾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未來就能夠維持一定的投資增長，就會創造大量就業。
所以中國在需求側的空間還是很大。基於此，遠的不說，我想十三五期間國民經濟增長保持在6.5%左右，應該問題不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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