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作為畫家的卡夫卡

在整個現代文化史上，卡夫卡一直是作為“表現主義”文學派的代表人物而傲立於世。一眾文藝青年總是將其視為心中永遠的偶像，把著重描寫內心情感，表達一種扭曲和抽象現實的小說奉為圭阜。可能文字的力量太強大，因此，卡夫卡作為畫家的另一重身份就自然有所疏淡。

　　

而實際上，作為一個“有著特別的力量和個性”的藝術家，卡夫卡一生中與繪畫皆結下了不解之緣，表現出極高的天分。小學、初中時代對繪畫的興趣尚未被點燃，直到大學時代，在接受了有關藝術史的培訓和教育之後，他才對繪畫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甚至在無聊的課上信手塗鴉。

不知道什麼原因，卡夫卡本人並沒有太珍視這些畫作，他隨意地將它們送人，甚至扔進廢紙簍。1921年底，卡夫卡在給他的朋友、遺作管理者馬克斯•布羅德的“遺囑”中寫道：“我留下的所有繪畫作品等，都要毀掉。”可是，有心的布羅德小心地將它們收藏起來，才令後世終於可以見識到這些珍貴畫作如何掩繞著其作者那顆絕世寂寥冷淒的心。

圖1：卡夫卡《柵欄中的男人》，附註：以囚徒的身份告別世界——這也未嘗不是一個生命目標。但這只是一個柵欄圍成的籠子。世界的噪音冷漠而霸道地穿過柵欄湧來，湧去，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

　　

在卡夫卡自己眼裡，筆下畫作“都是些非常私人的因此也看不懂的象形畫”，單就技法來講，“筆下的人物都沒有正確的空間比例，他們沒有真正的水平線” 。這也許是卡夫卡的謙詞。從粗暴剛愎的父親那裡，卡夫卡從小得到的是一種“專橫有如暴君”的家長式管教，一方面十分崇拜、敬畏父親，另一方面，一生都生活在強大的“父親的阻影中”。母親氣質多愁善感，這都造就了卡夫卡孤僻憂鬱、內向悲觀的性格。卡夫卡不把創作視作純粹美學的鍛造，而是一種可以將生命燃燒起來的生存方式。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內心有個龐大的世界，不通過文學途徑把它引發出來，我就要撕裂了！”從安撫靈魂的功能上來說，參與畫畫和文學創作對卡夫卡具有同等效應：“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作畫。我想看，想把我看到的東西畫下來。我試著以一種完全特別的方式限定我所看到的東西。”於是，對社會的陌生感，孤獨感與恐懼感時時縈繞著他，也成了他創作中的永恆主題——​​無論主人公如何抗爭努力，強大無形的外來力量始終控制著一切，使你身不由已地伴隨著恐懼與不安，最終歸於滅亡。在滲透著叛逆思想、倔強地表現出不甘放棄希望的同時，又表現出對一切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宿命論思想，形成了獨特的卡夫卡式藝術內涵。這種冰冷姿態的美，就如同刀印一般，深刻地侵蝕進了卡夫卡的文字和圖形作品裡。

　　

對於卡夫卡畫作的欣賞是絕不能撇開其文學作品而獨立行事的。從他的單幅畫作來看，往往能在其不同的文字作品裡找到對應的闡釋，正如卡夫卡自己形容的那樣，“我的畫並不是圖像，而​​是一種私人的圖形文字”，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畫作完全可以被看作圖像化並符號化了的文字。

圖2：卡夫卡《用手腳走路的人》，附註：“要我套車嗎？”他邊問邊手腳並用地爬出來

　　

卡夫卡習慣於用自來墨水筆作畫，大量的黑色色塊加重了畫作的厚重感，而畫中的人物也跟其《變形記》中的描寫一樣，線條異乎尋常的變形或扭曲，通過人失去自我的精神危機來揭示、控訴格外異化和荒誕的工業社會圖景。

圖3：卡夫卡《三個奔跑的人》，附註：而對卡爾來說，奔跑其實是次要的，他必須考慮，在不同的可能性中作出選擇，要不斷重新作出決定

　　

在《三個奔跑的人》中，卡夫卡畫了三個形態各異的人，線條格外抽象洗練，又不失流暢的動感，立意取自創作於1912年的作品《失踪的人》； 《給密倫娜•耶森斯卡的一封信》中他描寫了一個“犯罪者”雙手如何被固定在兩根棍子上，而發明這個捆綁法的那個人靠在柱子上，一幅不可一世的樣子，卡夫卡說這種捆綁法跟屠夫捆綁掏空內臟的豬別無兩樣，因此，畫作《說說我的工作》類似於說明圖，更像是對於這個怪誕場景的解析。

圖4：卡夫卡《低頭坐著的男人》，附註：突然他停了下來，想也沒想，便一任整個胳膊在桌子上長伸開去，低著頭，一動不動地坐著。

　　

正如表現主義理論家埃德施密特所說的那樣，在表現主義者的筆下，“感情得到無限的擴張”。對於表現主義者來說，如何“表現”與“表現”什麼其實是同等重要的！卡夫卡的文學作品中常常鉤描的是普遍存在於人類生存環境中某種異己力量的存在，而它的存在正加劇著人性的變態。這種異己力量在其畫作中就成為了相當符號化的某些表徵，比如《低頭坐著的男人》中人物無力地癱坐在地上，頭耷拉著，透露著一種令人窒息的沉悶，這種場景在《訴訟》、《寫給菲莉斯•鮑爾的一封信“，”十一個兒子“三部文字作品裡均有所投射。

　　

因此，對於像卡夫卡這樣精通於圖畫與寫作的表現主義者來說，創作就意味著把他內心體驗的外部投影，內化為美麗與醜陋、崇高與卑下強烈對照著的俗世鏡像。在卡夫卡的心里和心外，同時存在著虛實相間的世界圖像的幻象，這都成為了他作品乃至整個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