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Yuri Milner？
他用一個定律說服素未謀面的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接受自己的投資，他亦是Zynga和Groupon等熱門互聯網公司的資本推手，他來自俄羅斯。
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可能是這個世界上最深刻理解什麼是社交網絡（Social Network）的人，Facebook則是最不缺乏投資者青睞的企業。要打動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展現出對社交網絡足夠深刻的理解。矽谷最著名的風險投資家（VC）紅杉資本（SequoiaCapital）的邁克爾•莫瑞茨（MichaelMoritz）和KPCB的約翰•杜爾（John Doerr）沒能敲開Facebook的大門。來自俄羅斯的尤里•米爾納（Yuri Milner）做到了。
故事始於2009年1月的某天，這位Digital Sky Technology（以下簡稱“DST”）的CEO撥通了吉迪恩•餘（Gideon Yu）的電話。作為Facebook當時的CFO，接過無數投資者電話的餘第一反應是：“我怎麼知道你是認真的？”米爾納說他可以過來拜訪時，餘表示不用這麼遠跑來就是為了見他一面。但放下電話，米爾納就驅車去機場買了一張去加利福尼亞的頭等艙機票。第二天上午11點，當餘走進帕羅•奧圖（PaloAlto）的星巴克時，米爾納和DST負責倫敦辦公室的亞歷山大•塔馬斯（Alexander Tamas）已經在喝紅茶。
不用聊很久，餘就發現對方比想像的更理解社交網絡及其影響力。米爾納有一個“扎克伯格定律”（Zuckerberg's Law）：每隔12至18個月，人們在互聯網上彼此分享的信息翻一倍。將來人們會越過谷歌這樣的通用搜索引擎，依靠社交網絡上的朋友獲取信息、做出決策。只要用戶選擇、搭建好自己的社交網站，它將負責過濾一切。這個想法與扎克伯格的如此接近，餘乾脆將米爾納帶回辦公室直接見扎克伯格。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4個月後，DST宣布向Facebook投資2億美元，獲得1.96%股權。
扎克伯格公開稱讚米爾納對社交網絡科技有著“很深的、先進的理解”。見過眾多投資者的紮克伯格認為他明顯比其他投資者更聰明，對Facebook正在做的事更有洞見和經驗。持這種觀點者不止扎克伯格一人，全球最大社交遊戲公司Zynga的創始人兼CEO馬克•平克斯（Mark Pincus）和全球團購網站鼻祖Groupon的安德魯•梅森（Andrew Mason）同樣對米爾納贊不絕口。DST是他們的共同投資者。
尤里•米爾納的投資組合值得所有對互聯網感興趣的投資者羨慕。從2009年5月第一次投資Facebook開始，過去21個月DST在美國社交網絡上投資了10億至20億美元（一些交易未披露具體情況，難以計算準確數字）。這是一大筆錢，但Facebook、Zynga和Groupon的名字顯然更值錢。
不像成名已久的莫瑞茨或杜爾那樣廣為人知，此前名不見經傳的米爾納和DST頗具神秘色彩。他們彷彿一夜之間從天而降，拿下最讓人垂涎的交易，與矽谷最閃亮的超新星企業家成為朋友，董事會中還有一個蹲過監獄的寡頭阿里謝•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 。更重要的是，已經足夠風起雲湧的矽谷投資圈被這些北方來客徹底打亂—DST的大膽作風不同於任何傳統VC，敢於以很高的估值投入一大筆錢獲得少數股權，並且不要求董事會席位等對公司的控制權。
面對這樣一個人，自然有很多疑問需要他解答。但在2011年1月的一個晚上，米爾納在北京國貿柏悅酒店63層大堂咖啡廳的一張桌子旁甫一坐定，稍事寒暄便先向《環球企業家》拋出一連串關於中國互聯網的問題：“你們怎麼看馬化騰和李彥宏？馬雲呢？他們有什麼區別？誰更好？……”接下來的一個多小時裡，他與本刊探討了對Facebook和社交網絡的理解，以及DST獨特的投資方式，這是他首次接受中國媒體面訪。
當與米爾納討論Facebook時，很難想像他更多論述的是這一網站成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可能性（詳情請參閱附文《YuriMilner的社交網絡信仰》），而不是這種或那種商業模式。年輕時的米爾納在莫斯科國立大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學習過粒子物理學，這讓他喜歡思考未來世界。但這不是一個任由想像狂野奔馳的思想家，而是對數字極度敏感卻又守口如瓶的真正的投資者：“如果我開始透露數字，就不能在投資圈裡待下去了。我可以說的是，DST非常重視數字，因為要建立模型。投資時，必須同時有遠見卓識和實在的數據支撐。”
事實上，以數據論，DST的規模比想像中小很多。這不是一個擁有百億美元資金池的超級基金，其第一支全球基金不過10億美元，目前正在籌集第二支10億美元基金。米爾納用來打動紮克伯格們的，顯然是錢之外的東西——全球流動性氾濫的現在，資金之間的競爭甚至比初創企業之間更甚，尤其是在Facebook、Zynga和Groupon這樣的超級明星面前。
“首先，我和其他投資者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同時還是企業家。就像中國的馬化騰和馬雲，我也創建過自己的公司。這樣我和企業家關係更貼近，戰略、夢想、願景等等都是我們的共同話題。”米爾納這樣對《環球企業家》解釋DST的獨特吸引力。“其次，不像很多投資各種不同行業的基金，我們只投資面向消費者的互聯網公司，非常專注，這讓我們有完整的遠見（vision）。第三，DST非常全球化。所以，當我們與企業家坐下來談時，可以談全球趨勢、作為企業家的經歷和我們專長的特別領域，總有很多東西可以談。”
某種程度上，米爾納對Facebook將成為能過濾超量信息的人工智能的想法，可能來自於對自己過於忙碌的生活的體會。他每天收到200多封郵件，工作20個小時、睡4個小時，無數資料和電話會議，一半以上時間在飛機上度過。為了能更方便地與家人在一起，他經常帶著他們一起出差。正如試圖通過中國媒體了解中國互聯網，米爾納從各種地方獲得資訊。“每天如何處理這麼多信息是我最大的挑戰。”他保持清醒和精力充沛的方法是不停地和人交流。
這個50歲的俄羅斯投資家幾乎沒有業餘愛好，以前他喜歡讀一些關於歷史的書，現在再沒有這樣的時間。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覺得累。與本刊約定的補充電話採訪4次更改時間，其中有一次因為上一個電話會議拖延時間太長，他必須直接奔赴機場。米爾納難得抽空看了根據Facebook早期故事改編的電影《社交網絡》，那裡面描述的故事都發生在他認識扎克伯格之前。不同於普通觀眾對劇情是否與現實一致的好奇，米爾納認為這部電影沒有表現出扎克伯格對互聯網和社交網絡的遠見。“這才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地方。”
高強度工作回報也很高昂。目前，DST對Facebook的投資總計8億美元以上，佔有股份近10%，在外部投資者中僅次於AccelPartners。2009年DST投入的2億美元使Facebook估值達到100億美元，當時外界對這一數字驚嘆不已，認為偏高。但兩年後的今天，Facebook的最新估值是600億美元。
非主流投資之道
扎克伯格改變了互聯網，米爾納則改變了矽谷的投資方式。
“DST更多是資本層面上的操作，有一批操刀過國際互聯網投資的歐美最強投行背景的人。他們動作很快、開價很高、眼光很準，看中一個就抓住一個，也不考慮太多所謂'策略'，比如不要董事會席位。而且進去就不輕易退出。”騰訊創始人馬化騰這樣對《環球企業家》總結DST。2010年4月，騰訊以3億美元入股DST並結成戰略夥伴關係。DST分化為上市公司Mail.ru和保留原名稱的全球性投資公司DST Global後，騰訊持有Mail.ru 8.3%股份。
米爾納將這種投資方法稱為“晚期投資”（late-stage investment）。2010年5月，他在TechCrunch Disrupt大會上表示，10年前他們的投資風格與傳統VC無二，但近年開始轉向晚期投資，這意味著平均10億美元以上的估值和1億美元以上的投資額。而且不同於趕在上市前夕進入、然後很快退出獲利的傳統晚期投資，DST願意將投資回報週期拉得很長。在米爾納看來，他們投資的公司能引領5年、10年甚至15年的潮流。既然如此，何必急於退出？
這種反傳統智慧的投資之道涉及的資金和風險都很大，但回報遠高於普通VC。最粗略的計算是，假設DST以10億美元取得Facebook 10%股權，以600億美元估值計算，相當於投資價值兩年內翻了6倍達到60億美元。
雖然扎克伯格三緘其口，業內普遍預期Facebook要到2012年才准備上市。可以預見，在此期間如非出現重大變故，它的估值將繼續以超乎想像的速度 飆升—2011年1月，DST和高盛共同投資的5億美元才剛剛將Facebook估值推上500億美元高峰；到2月初，因為允許員工向投資機構出售最多10億美元股票，其估值以最新出售價格計已達600億美元之巨。米爾納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有一個用公司市值除以創業者年紀的公式。這樣算來，27歲的紮克伯格生命中的每一年都為投資者創造20億美元以上的價值。Facebook越晚上市，它的起始市值就越高，“米爾納公式”的計算結果和DST得到的回報自然也越高。
“我們所做的就是幫助公司延緩上市，讓它們再多有一兩年時間聚焦於產品本身。”米爾納表示。他對本刊指出，一家公司在發展很快的時候，員工、管理層和創始人都更希望能專注於產品和增長，上市反而會帶來很多幹擾。不僅上市過程中要花費大量精力和投行、投資者商談，上市後也要面臨財務數據公開、財務表現壓力和各種審查，很多公司並不喜歡這些。但一些公司已經長得太大、成立時間太長，部分早期投資者和員工都急於獲得回報，它們唯一的選擇是進行違心的IPO。
DST這種風格投資者的出現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以接近甚至高於公開市場的價格投資，在二級市場回購其他早期投資和員工的股票，提供一個私有的退出途徑。“只要公司不希望上市，同時允許各方面持有股權，我們就願意幫助他們延緩上市。這些公司最終肯定會上市，但我們的投資幫牠們解決了現階段股權方面的問題。”米爾納對《環球企業家》說道。他曾對外表示自己80%的投資活動是通過二級市場交易。2009年9月，DST向Facebook員工發出價值1億美元的股票回購要約（tender offer），最近Facebook員工又獲許向機構投資者出售最多10億美元股票。此外，2011年1月，Groupon宣布完成DST參與其中、總額9.5億美元的新一輪融資，其中5.73億美元都將用於回購投資者持有的股份。Zynga的平克斯曾對外表示：“如果創業公司暫時不准備IPO，DST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在DST之前，矽谷鮮有投資者使用或想到這種投資模式。美國本地商戶評論網站Yelp聯席創始人兼CEO傑瑞米•斯托普爾曼（Jeremy Stoppelman）認為DST改變了很多舊規則。他一直試圖找到不用出售公司就能讓早期投資者得到回報的方法，到2009年7月，他以DST投資Facebook的模式與Elevation Partners達成一筆1億美元的融資，解決了問題。
對米爾納和DST而言，晚期投資是很自然的選擇。“如果投資小公司，必須在當地有人。看上百家公司、分享和分析各種信息與想法，其中可能只有3至5家值得投資。如果做晚期投資，值得投資的公司全球可能只有30家符合我們的條件。它們都是足夠大的大型動物，在很遠的地方站著也能看到，不像小公司那樣必須俯身觀察。只要發現這樣的公司，我們就立刻飛過去和它們談。 ”亞歷山大•塔馬斯曾表示，DST選擇被投企業的標準是，必須在自己的領域中明顯將成為領導者，理論上現在就可以上市，並且要具有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性。
“做晚期投資必須快速行動，否則可能就晚了。”米爾納一再對本刊強調。他在並無把握能見到扎克伯格的情況下仍第一時間飛往矽谷。而在2010年4月領投Groupon時，從米爾納飛去芝加哥提出投資條款清單到敲定交易，只用了24小時。當時Groupon成立不過17個月。
DST的資金努力進入這些公司後，米爾納反而放心地遊離於控制權之外。他不要董事會席位、不要優先股、不要特別投票權、不要任何能影響公司重大決策的權力。當然，扎克伯格、平克斯和安德魯•梅森隨時可以尋求他的意見。這樣做並不是道德高尚，而是有精細的考慮。
“因為投資範圍很專注，有時我們投資的公司彼此會有競爭關係。你不能在有競爭關係的公司中同時享有董事會席位，這會發生利益衝突。所以我只出任Mail.ru的董事會主席。”米爾納對《環球企業家》說道。對於純粹財務投資的DST而言，放棄董事會席位反而更可以放手投資各種有潛力的公司。這也是對公開市場投資的一種模仿。
另一問題是，如果不要求任何控制權，DST如何確保被投公司不會犯錯誤，甚至搞砸自己的投資？對此，米爾納的解釋是，如果DST像傳統VC一樣投資小公司，也會要求董事會席位。因為小公司面臨的選擇很多，如果犯錯可能一年後就消失了，投資者必須花費很多精力幫助它們。
但DST所投的Facebook等三家公司在他們進入時就已經很成熟。它們不僅像鬥士一樣經歷了各種艱難的鬥爭、滿身榮耀的傷疤，公司構架和董事會也很健全，基本等同於上市公司。“當和鬥士一起工作時，你不需要控制他，因為他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你所能擁有的只是他成功果實的一小部分。我當然在乎DST投出去的這些錢，但不一定要成為董事會成員才能在乎這些。”
全球化學習
在DST出現之前，俄羅斯互聯網自成一派，從沒有誰在全球IT和互聯網業中享有國際性聲名。這是一個15人的小團隊，其中70%以上的人來自高盛，包括亞歷山大•塔馬斯、威爾第•伊斯雷利恩（Verdi Israelian）和最近加入DST的合夥人約翰•林德弗斯（JohnLindfors）。伊斯雷利恩曾是高盛在莫斯科的私人股權投資（PE）部門主管，他在2009年加入DST成為合夥人，而林德弗斯則在高盛工作了17年，在加入DST前是高盛在歐洲負責投資科技公司部門的主管。這些人通常都與DST有過合作—在Mail.ru上市過程中DST不出意外地選擇高盛任承銷商—隨後加入了這家公司。而米爾納這樣選擇的理由也很簡單，“因為他們優秀”。
DST的投資決定都是全體同意才做出的，但米爾納顯然是其中的靈魂人物。他學習過理論物理，在科學院做過研究員，據說還是蘇聯解體後1990年代第一個進入沃頓商學院的俄羅斯學生。畢業後，他在世界銀行發展俄羅斯金融業務，然後加入著名寡頭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的銀行Menatep。在Menatep，米爾納建立起經紀和投資銀行業務，並且幫助俄羅斯糖果、巧克力企業“紅色十月”（Red October）發起一起併購。他表示哈佛商學院還曾為此採訪過他，寫了一個案例。
互聯網引起米爾納關注是在1999年，摩根士丹利明星分析師瑪麗•米克爾（Mary Meeker）一份關於歐洲互聯網崛起的報告讓他看到機會。於是他拉上朋友格里高利•菲戈（Gregory Finger）—現任DST莫斯科辦公室負責人，同時負責Mail.ru運營—一起投身互聯網事業。2008年經朋友引薦，米爾納認識了俄羅斯寡頭阿里謝•烏斯馬諾夫，此人隨後成為DST股東之一。正是因為這位富豪，DST才有可能在2009年完成對Facebook的第一次投資。
駁雜的經歷讓米爾納的閱歷和思想比大多數投資者更深刻，這也是為何DST所投資的三個企業都樂於將其奉為座上賓。每次他到矽谷，都要與扎克伯格見上一面。當Facebook試圖推行自己的貨幣Facebook Credits時，後者也曾尋求米爾納的意見。俄羅斯互聯網廣告市場並不發達，很多網站通常以微支付獲取收入，米爾納對此自然頗有心得。比如，Mail.ru集團持有32.5%股份的俄羅斯最大社交網站VKontakte一開始讓開發者向用戶提供免費貨幣以下載遊戲，但假造賬戶以獲得更多貨幣的行為很快像病毒一樣傳播開。當Facebook Credits上線時，就吸取了這個教訓。
任何關於俄羅斯互聯網的問題，米爾納都是絕佳的參謀，因為DST旗下的公司控制著75%的俄語互聯網。他們不僅有Mail.ru—這家公司米爾納2001年接手，中途大規模改組，裁員70%，還曾交給一個23歲的工程師打理，2010年底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市值70億美元以上—還有兩家大型俄語社交網站和俄羅斯最大的招聘網站HeadHunter.ru。正如扎克伯格所言，米爾納理解俄羅斯互聯網，是因為他本身很大程度參與創建了這一體系。
儘管如此，米爾納一再對外表示，他不會影響被投企業的商業決定，反而是他們在影響他。他故作神秘地告訴《環球企業家》：“儘管很多時候他們（扎克伯格等人）會聽聽我的想法，大部分時候是我聽他們的。他們是最好的，我經常從他們那裡學到東西。”
米爾納對本刊表示，他通過觀察早期的Facebook和自己以前在歐洲投資的四五家社交網站建立起對社交網絡的理解。這些歐洲社交網站比Facebook小很多，但DST觀察它們的盈利模式、人們如何參與其中和其他很多方面，再將這些學習經驗用到在美國的投資中。投資Zynga時，DST又從中國和韓國學到很多，這兩個國家在免費遊戲模式方面比美國走得更早、更遠。米爾納表示，現在DST也在試圖從騰訊身上學習更多。
這種將世界各國不同的互聯網特色加以分析、吸納然後運用到投資中的方法，正是DST獨特的競爭力之一。在米爾納看來，作為面向消費者的互聯網企業專家，DST的學習曲線足夠陡峭，也是對被投公司最好的幫助。“我們通過不稀釋被投企業價值幫助他們。很多投資者都需要接受自己投資企業的教育來獲得自信。而最寶貴的就是公司管理層的時間，如果投資者佔據他們很多時間和資源，就是稀釋他們的價值。”
與所有其他優秀投資家一樣，米爾納認為投資必須重視人。10年前剛開始在俄羅斯做投資時，他低估了這一因素的重要性。比如，他曾經投資過一個發展迅速、看上去也非常有趣的公司。但與很多成功企業家從大學退學創業完全相反，這個年輕的管理團隊忽 然想去讀商學院。最終這家公司被賣出售，DST賺了一些錢，“但這不是一家偉大的公司”。因此，Zynga的平克斯在回憶起與米爾納和塔馬斯的一次會議時評論道：“他們最關心的不是我們公司，更多是我和管理團隊—我們是不是真的下決心大干一場？”現在，米爾納認為DST所投三家公司的創始人“都很有使命感，希望極大改變人們做事的方式。這樣的人並不多”。
一個有趣的小細節是，身為投資者的米爾納從來不用名片，並將自己的Facebook主頁隱私設置成最嚴格的—據說他在上面只有50多個好友。整個DST的官方網站上也只有一個藍色的LOGO和一個郵件地址。看上去，奉行晚期投資的米爾納和DST希望自己在“遠處”看到目標再迅速長途奔襲而去，不太願意被找上門的交易打擾。
中國自然有很多龐大的目標能被看見，遺憾的是它們大多已經上市，DST慣常的投資方法難以施展。可以肯定的是，米爾納來中國的次數比外界想像的更多，最早一次可追溯至2003年。過去8年間中國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讓其印象深刻：“最大的變化是很多公司規模都變得很大，開始具有全球化雄心和思維。”當被本刊問及是否找到適合中國的投資方法時，對中國主要互聯網公司名字如數家珍的米爾納非常肯定地回答“是的”，但不願透露具體情況：“我來中國也都是見人、看公司。必須先建立起聯繫，而這需要時間。有合作夥伴總比沒有好。”而當提及Mail.ru時，他將其描述為俄羅斯的“騰訊+盛大+網易+搜狐”。顯而易見，除了搶占美國互聯網制高點，極其勤奮的米爾納也已完成了他的中國互聯網初步教育。接下來，有理由期待更多讓人擊節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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