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5日 星期日

中國真正首富:陳毅之子陳小魯

2014年風頭無兩的資本巨鱷——安邦保險集團,實際控制人是著名的“紅二代”,陳毅之子陳小魯。以安邦集團高達萬億的資產,陳小魯實際控制的財富,應已遠非馬雲、王健林之流可比。事實上,他才是無名有實的真正“中國首富”——怪不得坊間流傳,“因為種種原因”,中國真正的巨富都是隱形的;浮在面上的那些“首富”什麼,只是笑話而已。要知道,安邦還只是陳小魯手上實際控制的眾多產業之一。



在此之前,陳小魯名聞於公眾的,是其於2013年,以前紅衛兵著名領袖的身份,公開向文革中受傷害者道歉。當時就有人覺得奇怪:文革都過去這麼多年了,為什麼陳小魯早不出來、晚不出來、偏偏在這個時候跳出來,他早幹什麼去了?看了《南方周末》的相關報導,了解陳小魯的發家史,才明白陳公子突然站出來“道歉”的動機所在。

陳小魯的“第一桶金”,最具象徵意義,充分演繹了他的發家之路。在“文革道歉”名聲大噪後,陳公子曽一時昏了頭,在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主辦、搜狐財經合作的“江湖”沙龍第十五期上,公開講述了自己的發跡史:“下海以後就賺錢養家,我們主要幫助企業上市。我當年辦了一件事,廣深鐵路要上市,後來因為鐵道部內部矛盾沒上得了,這個事就推遲了。推遲以後,他們就把自己的一筆應收款給賣了,賣了8千萬美金自己花了,後來又要準備上市,這個時候把8千萬美金回購回來,回購回來就有問題了,因為外幣進來的時候,沒有經過外管局(領導是吳曉玲),外管局就不干了,他們說怎麼能這樣。我去找吳曉玲,我說,你批了5億美金,我們當時國外最大的融資就進來了,你不批就沒了。
後來她想半天,那好吧,罰,罰8萬美金。整個項目做完,還有一個價格,當時是計委物價局定價,我們爭取了價格浮動,給個定價,上浮下浮20%,等於是打破鐵道價 ​​​​ 格壟斷開了個​​ 口子。這兩件事做完,整個項目做完以後,我們拿了多少?30萬人民幣,企業給我們多發了30萬,說獎勵。”——上下嘴皮一碰,陳公子60萬元就輕鬆到手。這可是1992年時的60萬呵,怪不得官員親屬發財容易,“紅二代”“官二代”中的富豪多不勝數。

然而,陳公子對此卻很不滿意,而且頗有怨念,他抱怨說:“後來所有人聽到說,你這個錢光8千萬就不是這個市場價,你根本不是搞市場經濟,8千萬拿1%是80萬美金,當時600多萬人民幣。”——如果按照陳公子的這一“市場價”算法,“紅二代”“官二代”們聚集財富的速度就更快了,比直接印鈔票還快——這還只是陳小魯向媒體公開披露的版本,在這種公開“漂白式”的講法背後,底下的色彩和精彩必然更多。

第一次是沒有經驗,價值被嚴重“低估”。第一次以後,陳公子就致力於按“市場價”發展業務了,其事業也進入“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時代。陳公子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多個“標準國際投資管理公司”,主要業務是“**關係及政策諮詢、戰略發展諮詢、收購與兼併、企業上市財務顧問、投資管理和直接投資”。實際上,這一時期陳公子的主打產品是修高速公路和基礎設施建設。眾所周知,這兩項業務都是權力主導的產業;沒有深厚的權力背景,想都不要想進來。陳公子當然不缺關係和背景,以高速公路當時一公里修築指標,轉手即可獲利千萬的“市場價”計算,陳公子當然賺得盆滿缽滿,其個人財富獲得“超常規發展”。

雖然事業越做越大,但錢越多越感覺不安全,總擔心“文革暴徒”什麼時候又會回來劫富濟貧。一方面是財富“超常規發展”達到一定程度後的高處不勝寒,另一方面是欲圖謀更大、更超常規的發展,陳公子開始考慮“安全加固”問題。作為將門之子,陳小魯似乎是從作為古代戰爭經驗結晶的“36計”中得到了啟發,他讓其公司裡的小弟,被《南方周末》描述為“長相頗為英俊,1米73左右的個頭在南方人中算高的,加上能說會道,所以容易討人喜歡”的吳小暉,巧妙地“邂逅”了“一位原國家領導人的外孫女”。
按照財新《新世紀》的最新報導,這場“邂逅”應是發生在安邦保險成立之前。而當雙方的關係趨於確定(也意味著陳小魯的關係網、保護網進一步擴展,已經牢不可破),“北京來人,到平陽縣調查吳小暉的背景”之前後,陳小魯旗下最重要的事業——安邦保險就正式掛牌成立了。

成立於2004年的安邦保險,其起步和發展均深刻體現了陳小魯式的“智慧”。剛成立時,大股東是上汽、中石化等巨型國企,陳小魯的個人股份則分散隱蔽在其餘幾個私企股東之中。那時的安邦保險,按現在的劃分標準,稱之為國企毫不為過。當時的國企投資是實,私企投資是虛,顯然陳小魯早就設計好了:如果安邦保險情況不妙,自己就安全撤退,讓國企頂缸;而如果發展良好,就進行“民進國退”的市場化改革,叫國有股滾蛋。有著權力護航,又是在槓桿最給力的金融領域,安邦保險的發展速度很可能超出預期。

於是,在前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局長陳小魯主導的“改革”下,國企的股份越來越虛,個人的股權越來越實,安邦保險越是業績驚人地發展,國企的身影越發淡出,最後,安邦終於蛻變成了毫無疑義的私有企業。2011年5月30日,安邦保險進行第五次增資擴股,註冊資本增加至120億元,陳小魯掌控的上海標基、浙江標基、嘉興公路等3家公司,合計持有安邦保險集團51.36%的股權。陳小魯在法律上,也真正成為了安邦的“實際控制人”——一個偌大的桃子,就在時機恰到好處時,被輕巧地摘走了。

在陳公子的“實際控制”下,安邦保險多有“超常規發展”的驚人之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1年11月11日被《南方周末》稱之為“蛇吞象”的交易:以56億元收購了總資產超過1600億元的成都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35%的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在陳公子治下,按照《南方周末》的報導,監管部門多次專門配合了安邦,或出台新政策,或修改老政策,總之務必要讓安邦實現“超常規發展”。有著如此給力的“隱形翅膀”,安邦又如何能不“展翅高飛”?只是不知道陳公子有沒有按照他自己所信奉的“市場價”,為此支付相關費用?

從2011年5月到2014年1月,陳小魯一直是安邦保險集團法律上的“實際控制人”,通過實際控制的三家公司——上海標基、嘉興公路、標基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現更名為美君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控制著安邦保險集團51.36%的股權。但在陳小魯以“文革道歉”高調出名後,在安邦保險即將實施更高調、更華麗的激進戰略前夕,陳小魯明智選擇了退居幕後,將前台交給自己的小弟吳小暉打理。
2014年1月、9月,安邦保險集團進行了兩次增資擴股,總計引入31位新股東,註冊資本擴充到619億元。而原有的8大股東,除上汽、中石化外,基本也都進行了複雜多變的股權變更。這些新舊股東公司與安邦集團之間,充滿了互相咬合、疑竇重重的交易,有的股權架構竟高達六層之多,以至於安邦內部人士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說:“我覺得老闆是不想讓外界搞清楚安邦的股權結構。但我們的直覺是,股權再分散,實際上還是老闆的。至少'大格局',沒有改變。”——也就是說,安邦的“實際控制人”仍然是陳 ​​​​ 小魯。

據《南方周末》介紹,整個2014年,安邦集團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縱橫捭闔,掀起一次次的收購駭浪,不斷刷新各大媒體的頭條。在國內,安邦不僅大比例增持招商銀行、金融街等上市公司股票,還與生命人壽公開爭奪金地集團的控股權;更是連續增持,成為民生銀行第一大股東;在國外,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安邦接連收購了美國紐約的華爾道夫酒店,比利時保險公司FIDEA100%的股權,比利時金融德爾塔·勞埃德銀行100%的股權......其中,安邦收購民生銀行的攻防戰最具戲劇性,也最有像徵意味。

雖然時處國家鼓勵發展民間金融的特殊時期,也即意味著民營銀行最好的發展、贏利時機,但當安邦保險表示自己已盯上民生銀行這家市值三千多億、總資產4萬億的公司時,無論是民生銀行原第一大股東劉永好,還是大股東郭廣昌等國內頂級的民間富豪,選擇的都是拱手相讓,毫不抵抗。但是,以毛曉峰為代表的實際控制著民生銀行運營的管理團隊似乎並不甘心,於是,《南方周末》時機很巧妙地拋出了揭黑安邦內幕的重磅炸彈。而正當安邦被輿論轟炸搞得焦頭爛額之際,民生銀行行長毛曉峰又適時被中紀​​ 委帶走,攻守再次移勢——要勞動執政黨的紀律部門,把一家百分百民營企業的高管帶走,可見安邦羽翼之豐滿,已到了無堅不催的程度!

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在事實考證之後,不妨來一些“理論研究”,比較比較陳公子與賴昌星的發家史。不難發現,此二人的“生意經”其實是一致的,核心都是依托權力。只不過,賴昌星多了層黑道的底色,而陳公子的權力背景卻更為深厚。或許正因如此,賴昌星已“進宮”多時,而陳公子卻還在外面逍遙,而且事業越做越大。

如此就不難理解,陳公子為什麼會如此警惕“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為文革翻案的思潮”了——坐擁萬億,而且是以“非常規手段”攫取,當然要時刻提放他人有想法。眼看著新一屆領導人確有推動“共同富裕”的苗頭,陳公子急了,於是趕緊用出“36計”中的另一計,祭起文革大棒,甚至不惜赤膊上陣,鬧了一出“道歉秀”——陳公子確實應該道歉,但不是為了文革,而是為了改革。文革中,按照陳公子自己“漂白”後的說法,他只是沒有保護好自己的老師和同學而已,那你還道個雞毛歉呵?而在改革中,以改革之名化公為私,侵吞民眾和國家億萬財富,“安邦”其實“竊邦”,陳公子確實應該道歉。

但從陳小魯的“道歉秀”看,真正需要他道的歉,他是決不會道的。不僅不道歉,還要反其道而行,不惜揮舞文革大棒,決不容許中國走向“共同富裕”。或者說,“共同富裕”是只能說不能做;要做也可以,你不能動到我這一塊——但是,蛋糕就只有這麼大,而僅佔人口0.0001%的陳公子那一小撮人,就以“非常規手段”攫取了那麼大一塊,如果他們的這一塊不准動,誰動誰就是“文革餘孽”,那麼其他佔人口0.001%、0.01%的那些人,也會找各種藉口說自己的也不能動,如此一來,中國搞“共同富裕”還有希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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