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功過，後人評說

六十年代中後期，毛主席和劉少奇在很多問題上都產生了分歧，比如“四清”等問題，而且越來越嚴重。一個是黨的主席，一個是國家主席，都是共和國的開國元勳，產生分歧肯定不好。

作為黨外民主人士，章士釗看在眼裡，急在心裡。這是國家大事，按理說不應該他去過問，可是章士釗憂國憂民，總想為國家和人民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思前想後，他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興旺發達，全部仰仗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而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位主席的團結乃共產黨領導核心堅強的保證。

章士釗大膽地建議，如果劉主席確實犯了錯誤，希望兩位主席能夠赤誠相待，好好談一談，劉可以做檢討，但切不可打倒。批評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團結。

如果不了解章士釗和毛主席的特殊關係，就很難理解他為什麼敢給毛主席寫這樣的信，一般人是沒有那個膽量的。這樣的信不是誰都能寫的。

收到章士釗的信後，毛主席並沒有生氣，也沒有責備老朋友，他明白章士釗的良苦用心。 “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這種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毛主席給章士釗回信說，“惠書敬悉，為大局計，彼此心同”。毛主席理解章士釗，總是顧全國家大局，在這一點上，他們兩人的心是一樣的。可是毛主席又說，個別人的情況復雜，一時尚難肯定，尊計似宜緩行。

一貫愛窺視和揣摩毛主席心事和想法的林彪、康生和陳伯達一夥早已看在眼裡，極力拉攏江青達成交易。林彪幫江青從部隊打開文藝界缺口，樹江青為全國“文藝旗手”；而康生則敏感地發現北京大學“四清”運動中聶元梓等人對學校黨委的不滿大有文章可做，制定了“從北大點火，往上搞”的策略，派老婆曹軼歐到北大直接策動他們造學校和北京市委的反，貼出火藥味極濃的大字報，震動了中央高層領導。

少奇同志、週總理和小平同志都支持北京新市委的嚴肅批評。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對少奇同志的表態極為不滿，暗地裡寫信向毛主席告狀。

1966年6月1日，毛主席批示同意，向全國全世界播發了聶元梓他們的大字報。林彪、江青、康生和陳伯達他們一夥特意抬出“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名義點火造勢，終於以學校為突破口，使“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少奇同志請示毛主席後，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商量對策，並經毛主席同意，決定派工作組控制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穩定。而以康生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鼓動造反學生抵制，掀起反工作組浪潮。 1966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回到北京，陳伯達他們“惡人先告狀”，少奇同志趕到豐澤園時卻吃了“閉門羹”。

圍繞工作組問題，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發生了嚴重矛盾和激烈衝突。 1966年8月4日，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小會上，毛主席大發脾氣，嚴厲批評少奇他們害怕群眾，少奇同志忍不住當面頂撞：“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毛主席批評派工作組是鎮壓群眾運動搞專政，少奇同志又當堂抗辯：“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而且決心抗到底：“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這是少奇同志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毛主席正面衝突。毛主席也不曾想到少奇同志會當眾這麼堅決地對抗自己和群眾運動，回想起以前的分歧更為生氣，第二天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表明他決心搬掉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這兩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最大障礙。

然而憑心而論，毛主席雖然對少奇同志很不滿，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並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還說：“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殺。”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眾中去鍛煉，毛主席勸他：“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學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檢查”，毛主席立即批示週總理“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從而保護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裡，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少奇同志，也沒有批評少奇同志。當少奇同志當面請求辭去全部職務、回老家種地，懇請解放廣大干部，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少受損失的時候，毛主席沒有生氣，也沒有表態，一直沉吟不語，只是不停地吸煙。毛主席藏在內心深處的苦衷，就連少奇同志都看出來了，回家以後他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這次相見，竟成永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