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來不及欣賞這個城市的繁華景象，而是急切地想要面見李達、李漢俊兩位中國人。李達、李漢俊，這兩位曾經留學日本並讀過大量社會主義文獻的年輕學者，此時已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員。他們接待了陌生的外國來客。
1920年秋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的李大釗、曾留日在武漢的董必武、濟南的王盡美、長沙的毛澤東、廣州的譚平山、旅日的施存統、旅法的張申府等人已先後組建中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如何將中國這些分散的小組發展成一個有影響力的政黨？馬林、尼克爾斯基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這兩位成員商議，應當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和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等事宜。於是，李達、李漢俊立即寫信，函告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讓各地速速選派兩名代表趕赴上海開會。
1921年，法租界貝勒路、望志路（今黃陂南路、興業路）交叉口的樹德里，是一條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弄堂。樹德里內有前後兩排磚木結構的樓房，沿馬路一排五幢石庫門房屋，為望志路100號至108號（今興業路70號至78號），都是一上一下的單開間房屋，各有一個大門和天井。其中的106號和108號就是李漢俊二哥李書城的寓所。房子1920年夏秋之季才建成，建成不久就被李姓兄弟租住。外牆青紅磚交錯，中間鑲嵌著白色粉線；烏黑木門搭配一對銅環，莊嚴而典雅。兩幢石庫門內部打通，前門通常不開，日常出入的是108號後門，客廳設在106號。李漢俊冒著極大風險，將寓所的18平方米客廳佈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會所。
樹德里不遠處的白爾路389號（後改名蒲柏路，今太倉路127號），有一座兩層磚木結構、內外兩進的石庫門建築。這是當時私立博文女校的校址，也是中共一大9名代表的臨時住宿地。 6月末到7月中旬的那個夏季，這群先行者經歷了路上的舟車勞頓，陸續秘密地趕到這裡。他們風塵僕僕，身著粗衣布衫，睡在了空教室的地舖上，操著南腔北調談論著來時路上的見聞。
太倉路127號樓上東廂房（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居住的房間）
最年長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經45歲了，他和28歲的毛澤東一道，於6月29日那個黑雲蔽天的夜晚悄悄從長沙趕赴上海。為了保密，他倆甚至沒有告訴特來送別的好友謝覺哉（王定国丈夫）此行的目的。
當日，謝覺哉在日記裡記下：“午後6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後來解釋說是“共產主義者” ，當時他怕洩露信息，故以圓圈代替。——筆者註）1952年，謝覺哉追憶了毛澤東和何叔衡離開長沙時的情景。他寫道：“一個夜晚……忽聞毛澤東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動身赴上海，我頗感到他倆的行動突然，他倆又拒絕我們送上輪船。後來知道，這就是他倆去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6月29日謝覺哉記載毛澤東、何叔衡赴會的日記
與會代表中，水族人鄧恩銘剛年滿20歲，還是山東省立一中的一名學生，他與王盡美一起作為山東代表比較早地來到這裡。 1921年春，王盡美即發起創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山東黨組織最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他於1925年因積勞成疾而辭世，成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早為革命獻身的志士。
五四運動中以組織學生運動出名的張國燾24歲，為了籌備這次會議，他提前由北京南下上海。他來到博文女校，環顧同仁們，有一位湖南年輕人走進了他的視線，在後來的回憶中，他描述對這位湖南人的初次印象，“毛澤東身著長佈衫，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他不會想到，十幾年後他們的政治人生會發生怎樣的激烈摩擦。
董必武與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秘密趕赴這裡。在同仁眼裡，董必武為人淳樸，蓄著八字式的鬍子，活像一個老學究，在談吐中才表現出革命家的倔強風格。 28年後，董必武和毛澤東一起，成為這群先行者中參加開國大典的兩位中共領導人。
周佛海是唯一從日本鹿兒島趕回來的一大代表，他身上的湖南土氣早已消失殆盡，言行風流瀟灑，倒像個老上海了。包惠僧是一位初出茅廬的新聞記者，他受陳獨秀派遣出席了大會，多年後學者們還在為他的代表權問題而爭論。
與住在博文女校的這9名代表相比，有一個人的裝束卻極為時髦入流，他西裝革履，打著領帶，花錢也十分闊綽。這位名叫陳公博的廣州代表，偕妻子住在繁華的南京路大東旅社，彷彿此行不是來開會的，倒更像是兩人的蜜月旅遊。
“南陳北李”公務纏身無緣赴會
這是一次表面看來毫不起眼的會議。與這次會議失之交臂的李大釗和陳獨秀或許沒有預測到，這次會議被後來的歷史賦予了多麼重要的意義。當時這兩位享有極高聲譽的知識分子領袖，後來被並稱為“南陳北李”。兩人在1920年2月前往天津的途中就暢談過建黨的方針策略，也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對於這次大會，陳獨秀因剛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不久，事務繁忙，無暇赴會，於是委派陳公博、包惠僧去了上海。儒雅溫和的李大釗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校務格外繁忙，而且還要全力領導已持續幾個月的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費的“索薪鬥爭”，實在分身乏術。當然，陳獨秀、李大釗雖然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但這絲毫不會影響兩人在中共創建史上主要創始人的歷史地位。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內景
1921年7月23日晚，樹德里的“李公館”一樓客廳內，一個大方形餐桌，十幾把圓形椅凳。 15名與會者齊聚於會議桌旁。其中的13名代表是接到上海的書信秘密趕赴這裡開會的，他們是7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表。兩位高鼻樑的共產國際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端坐桌旁，他們當年也許預料不到，他們參與的這次會議在中國歷史上竟留下瞭如此濃墨重彩的一筆。對於這群先行者以後崢嶸的人生歲月來說，這次會議或許只是歷次有驚無險經歷中的一次，以致多年後，他們中竟無人能確切回憶出這次大會的具體日期。
那是一個讓人慵懶欲睡的夏夜，“李公館”內秘密聚集的13名中共代表和2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卻目光銳利，激情澎湃！由於“南陳北李”的缺席，大家推舉學生運動的領袖張國燾為大會主席，年輕的毛澤東與週佛海擔任記錄員。大會上，馬林分析世界形勢，介紹第三國際的活動概況，說明中共成立的重要性等，滔滔不絕，竟講到了深夜。馬林體格強健，說起話來往往表現出他那議員型的雄辯家的天才。他堅持自己主張的那股倔強勁，好像要與反對者決鬥。毫無疑問，這些特質深深震撼了這群青年人。十幾年後，毛澤東還記憶猶新，說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也回憶，馬林對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有精深的理解，聲若洪鐘，口若懸河，有縱橫捭闔的辯才。
第一天，張國燾介紹了大會籌備經過，提出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 24日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工作情況，交流工作經驗。 25日、26日休會兩天，由張國燾、李達、董必武起草供會議討論的黨綱。黨綱與政綱是最難擬訂的，但大家一致認為非有這一文件不可。張國燾等人匯集陳獨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先行擬出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週佛海等共同審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
27日至29日的三天會議，在討論共產黨的基本任務和原則時，與會代表產生了激烈爭論。由於代表們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理解不同，他們對待孫中山政府的態度、能否在現政府就職、當前共產黨人主要目標是著重做學問研究還是積極從事工人運動等問題，均展開充分的論辯。最後，大家歸納出一致意見：中國共產黨應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原則，著重理論研究和實際的工人運動，擴大共產黨的組織與影響。
30日晚，大會開到第六次會議時，會場突然闖進一名法租界巡捕，馬林不愧是一位革命經驗豐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讓與會代表轉移。代表們離開不過15分鐘，法租界巡捕房開了兩輛卡車，載華探、法探及翻譯等，撲進會場。李漢俊與有意留下的陳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這次危機。 “李公館”是不能再開會了，經李達的夫人王會悟牽線，代表們約定轉移到距上海約100公里的浙江嘉興繼續開會。那天清晨，代表們乘上了上海開往嘉興的火車，幾個小時後，嘉興南湖上聚集了這批革命者的身影。兩位共產國際代表擔心自己的“老外”面孔會暴露目標，沒有隨行；陳公博因半夜大東旅社發生情殺案，藉故到杭州遊玩，沒有參加南湖會議。
浩渺湖波中，南湖的一艘畫舫上，代表們召開了最後一次會議。推舉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儘管此時他仍在廣州。 1921年9月，陳獨秀正式辭去公職，回到上海專任共產黨書記一職。大會通過了黨的綱領和關於工作任務的決議，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
自覺擔當起改變中國的使命
在歷史上留下懸疑的不僅有這次會議時間的始末、代表權的爭論，還有此次會議產生的兩份重要文件以及至今未見影踪的“宣言”。
經過代表們激烈爭論後製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確立了共產黨的綱領及奮鬥目標。令人惋惜的是，這兩份珍貴文件的原件並沒有保存下來，現存於世的有前蘇聯的俄文版和陳公博的英文版。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決議
陳公博後脫黨，1923年2月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924年完成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碩士論文，在其論文附錄中收入了中共一大的綱領和決議案這兩份文件，後來隨著學術交流傳到中國，這是英文版一大黨綱的由來。俄文版是1957年蘇共中央移交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檔案，其中第九卷中有中共一大的這兩份文件，現保存於中央檔案館。這兩個版本的具體內容完全相同，只是在個別文字上略有差別。研讀這份黨綱，會驚訝地發現，它與《美國共產黨黨綱》和《美國共產黨宣言》內容有些相似，可見剛組建的中國共產黨參考了曾經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美國統一共產黨的章程和綱領。
至於中共一大上是否產生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不少與會代表回憶中都肯定會議討論過宣言，並因對南北政府的觀點分歧產生了激烈的爭論。據陳公博的說法，會議最後決定由他把“宣言”帶到廣州，交由當選為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來決定是否發表。由於陳公博在陳獨秀那裡力陳“宣言”內容偏激，終“決定不發”，致使這份手稿未能發表。
黨的中央局發出的通告
當年，參會13名代表的平均年齡尚未超過28歲，如初日般朝氣磅礴，意志風發，領袖陳獨秀、李大釗亦只有42歲和32歲。他們中具有大學學歷的就有李達、李漢俊等7人，中師學歷的有毛澤東等4人，高師學歷的陳潭秋1人和中學學歷的鄧恩銘1人。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中，他們辨別著歷史前進的方向，在理想的追求與現實的複雜中選擇後來的道路，這其中有奮鬥目標始終如一的毛澤東、董必武、王盡美、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也有脫黨淪落為後人所不齒的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而這次會議的開幕時間，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經學者多方考證，方才將其定格在1921年7月23日。至於閉幕時間，仍存在幾種說法，尚未能最終確定。
1921年的中國並不太平。僅史書明確記載的地震就達10次，水災、旱災、火災及鼠疫此起彼伏；國內軍閥混戰，匪盜和兵亂蜂起。中共一大，這個後來被稱為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開天闢地的大會，當時在社會上卻沒有引起任何注意。然而，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被點燃了。
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肇始，就確立了鮮明的旗幟，規定了革命前進的方向。一個共產主義的巨影開始在中國躑躅著，反中共一大，這個後來被稱為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的開天闢地的大會，當時在社會上卻沒有引起任何注意。然而，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國大地上被點燃了。
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肇始，就確立了鮮明的旗幟，規定了革命前進的方向。一個共產主義的巨影開始在中國躑躅著，反射出這個巨影的中堅力量，充滿著勇往直前和專心致志的革命精神。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創業維艱並不能阻擋共產黨人前進的步伐。樹德里的燈光從窗櫺門縫中透出，照亮了中國共產黨前行的征途，引導著中國共產黨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洪流中乘風破浪，抒寫了從建黨到執政的輝煌篇章，構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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