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这个长期戴着“失去的xx年”帽子的亚洲国家，今天，再一次被世人所关注。
北京时间10月9日下午5点45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John B. Goodenough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M. Stanley Whittlingham教授和日本化学家Akira Yoshino，以表彰其在锂离子电池的发展方面作出的贡献。他们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47万元）的奖金。
锂电池作为最主要的便携式能量源，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锂电池，就不会有如今的便携式穿戴设备。锂电池产业已经接近年产几十亿美元，为人类的日常活动提供动力。锂电池还曾和晶体管一起被视作电子工业中最伟大的发明。
97岁的二战老兵Goodenough也成为史上最年长的诺奖得主。John B Goodenough，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机械工程系教授，锂电池之父，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曾获2001年 Japan Prize，2009年 Fermi Award，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2014年Charles Stark Draper Prize。老爷子出生于1922年7月25日，二战老兵，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数学系，芝加哥大学物理博士，杨振宁先生的同学。如今以97岁高龄，仍然坚持研究工作，寻找下一个超级电池。M. Stanley Whittingham，纽约州立大学Binghamton分校化学和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锂电池研究先驱。1941年出生，本科、硕士和博士均毕业于牛津大学。加入Binghamton之前，长期在石油公司Exxon工作，从事电池研发。吉野彰 (Akira Yoshino)，1948年生于日本。1972年吉野彰毕业于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专业。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的开发者、旭化成公司研究员，旭化成株式会社吉野研究室室长，还是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专业特命教授。
从1901年至2019年的诺贝尔奖颁发历史中，日本是欧美之外获奖最多的国家，达28人，共包括物理学奖11人、化学奖8人、生理学或医学奖5人、文学奖3人、和平奖1人。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获奖次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除了网友热议外，安倍首相也发推文祝贺吉野彰教授获得诺奖。安倍称：衷心祝贺吉野博士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锂离子电池在手机等方面应用广泛，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期待吉野教授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你感到骄傲。也有网友评论道：“当年日本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计划，看来不是吹的”
至此，进入21世纪以来的19年，日本人拿了19个诺奖，距日本2001年提出的“50年30个诺贝尔奖”的计划，已实现大半。
这个成绩，和日本重视科学重视、教育密不可分，日本的科研投入甚至比美国都高！
日本人为何能频频获得诺贝尔奖？除了科学家善于自我反省和勤奋工作之外，日本社会对于文化的氛围也是非常重要。
这样说有点抽象，我举个例子，一般国家的纸币上，都是印着开国之父或历史名君的头像。但是日本有些特别，具体以新版日元说明。
福泽谕吉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治三杰之一。他勇于突破思想枷锁，批判当时日本的江户制度，系统、深入地介绍西方的新知识、新思维，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是日本“脱亚入欧”战略的倡导者，并创立了日本最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大学。
自1984年以来，日元纸币历经了多个版本，但是一万日元上印着的始终是他。
这是日本唯一以女性人物做纸币头像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有的。她是十九世纪日本著名平民作家，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在她短短24年的人生中，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状、关注日本女性的优秀作品，成为当时妇女社会角色变化的先驱。
《源氏物语》作者为女作家紫式部，讲述了日本平安朝的一个爱情故事，是日本最著名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它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野口英世是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于农家寒门，而且童年时因意外导致左手伤残。但是他发愤学习，最终取得骄人成绩。他曾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研究工作，在研究黄热病的时候不幸感染去世。他的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一位银行的朋友告诉我，国家在纸币上头像的选择，一般要服从以下原则：
- 二是这个人物应该在国家进步史上发挥过巨大影响、产生过特殊推动力；
除了日本的科研环境，经费保障等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大多有着美好的童年，喜欢探索自然，善于阅读，父母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启蒙和引导角色。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中，这些获奖者无一例外地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保持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有优秀教师的引领和指导，得到了宽松而自由的学术政策的支持，并受益于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下村修谈及自己为何走上科学之路时，说：“我做研究不是为了应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应该说，对大自然和周围世界保持一颗好奇心，是引领诺贝尔奖获得者走进科研世界的直接原因。197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江崎玲于奈有此感悟：一个人在幼年时通过接触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趣和欲望，这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是通往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路，理应无比珍视、精心培育、不断激励和呵护。从多位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们亲近自然、观察自然的经历。对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小柴昌俊来说，他最难忘的就是小时候在学校后山与同学追逐赛跑、拔农家蔬菜、肆意玩耍的那段时光。虽然日本属于岛国，地理条件有诸多不利因素，但日本人往往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怀有一种亲近感、自豪感，对各种自然现象也比较敏感，这不仅反映到日常民俗之中，也反映在日本的文学艺术之中，如川端康成的《雪国》等小说。日本的学校教育也很重视让儿童亲近自然，很多幼儿园和中小学会结合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保留了当地的自然特色。
小柴昌俊在《我不是好学生》一书中坦陈，上小学时班主任金子英夫送他一本书——爱因斯坦著的《物理学是怎样产生的》，使他对物理产生极大兴趣，并最终走上物理研究之路。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在《直言教育》中写道：“在我的整个初中、高中时代，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法布尔，他于我可以称为心灵之师，对我的人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阅读是诺贝尔获奖者之所以成功的内在因素，那么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福井谦一受父亲影响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在书中写道：“至于学习，父母倒是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一次也没有讲过‘要好好念书’之类的话。但是，我家却经常笼罩着令孩子不由自主地想去学习的严肃气氛。”与中国一样，日本历来重视家庭教育，但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不少中国家庭的教育观念在退化，过于侧重对孩子物质上的满足，或包办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大小事宜，孩子也常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的财产将来悉数归自己所有。
日本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问题，但社会风气和传统价值观还是促使家庭注重培养孩子的自立精神，从小灌输不依靠父母的理念。日本学生考上大学后，学费由父母负责，但学费之外的生活费要靠自己打工赚取，否则会受到同学和社会耻笑。小柴昌俊考上东京大学后，第一学期物理全班级倒数第一，就是过度做家教的结果。
“日本理论界倾向于强调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开展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较大。”日本教育与一些东方国家的教育一样，有灌输式、重应试等弊病，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过去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够客观，强调得有些过分。实际上，日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受到新教育运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民间也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战后日本也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理论与经验。例如，日本的幼儿园、小学并不片面强调知识传授，而是特别强调儿童的生活经验；与基础教育相比，日本的中学有应试的倾向，曾一度比较严重，但高中却实行学分制，学生有比较大的选课自由。日本理论界倾向于强调基础教育教师的教学自由，实际上教师在大纲的基础上开展因地制宜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探究的空间也比较大。另外，日本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近乎全校的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的指导之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这与我们全民高度紧张地关注高考，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也设立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扩大青少年的视野。企业也热衷于举办各种科技方面比赛等活动，激发儿童的创造热情。而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于学生形成广泛的兴趣爱好，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专家分析，日本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日本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日本，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日本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而且，获得计划资助的学者，不像我国入选计划的学者，马上就有了某种身份标签，在学术活动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他们需要认真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门评定，而是由学术同行评价。
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日本的教育不正正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