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個維度來評價鄧小平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問題，而問題的集中表現，就是一個時代的主要矛盾。而對主要矛盾進行破題、突破、解決，就是當代領導人的使命，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才是符合歷史決定論的。在鄧小平那個時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當務之急是，蘇共已垮台，如果中國人民再窮下去，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能不能認識到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這一歷史使命，是對領導人的第一個“大考”，毫無疑問，鄧小平始終清醒。

使命在肩，但未必每個人都敢於擔當。戈巴契夫臨陣逃脫一敗塗地，時刻提醒中國領導人擔當的重要性。而在擔當的問題上，鄧老總是沒有絲毫猶豫的。對於改革開放，黨內的阻力遠比人民想像的大，面對阻力，鄧老總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於連西方世界都對中國產生了誤判（以為中國已經“和平演變”）。這樣大步子的改革，對於鄧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壓力和他的同志們的不解，可以說，沒有鄧小平的擔當，今天的中國不會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最後談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雙引號，是因為這個局限，並非領導人個人的局限，而是歷史的局限。一代人克服、解決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問題，已經是非常了不起了。主要矛盾是始終運動的，隨著一個個問題的解決，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變到質變，產生新的一個個問題，從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這舊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新的問題，這就是歷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條件下，予以解決。鄧小平的方針政策在他所處的時代是正確的，但隨著時間、環境條件的變化，這些方針政策必須有新的調整。所有的這些，又構成了繼承者的新的使命，這才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把新的問題推給歷史人物，是不負責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