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z
Gustave Flaubert (December 12, 1821 – May 8, 1880) was an influential French writer widely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ists in Western literature. He is known especially for his first published novel, Madame Bovary (1857), for his Correspondence, and for his scrupulous devotion to his style and aesthetics. The celebrated short story writer Maupassant was a protégé of Flaubert.
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年12月12日－1880年5月8日），法國現實主義作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聖·安東的誘惑》《三故事》等等。
- 《包法利夫人》（1857年）
- 《薩朗波》（1867年）
- 《情感教育》（1869年）
- 《聖·安東的誘惑》（1874）
- 《三故事》（1877年）
他是19世紀中葉法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莫泊桑就曾拜他為師。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爾和佩庫歇》等。他對19世紀末及至20世紀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被譽為“自然主義文學的鼻祖”“西方現代小說的奠基者”。
《包法利夫人》
愛瑪為偷情而揮霍家產，並常常向奸商勒赫賒帳舉債，勒赫捏住愛瑪的把柄，逼債未果，便通過法院張貼佈告，宣布愛瑪再不償還，就要扣押其財產。陷入困境的愛瑪四處求助，包括兩個情人，豈料他們無不推諉搪塞。愛瑪走投無路，吞服從藥店弄到的砒霜，痛苦地離開了人世。
1856 年法國作家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歷經五年時間完成的小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 在《巴黎時論》(Revue de Paris) 雜誌分六期連載結束以後，法國政府在1857年以小說內容違反宗教與道德習慣、破壞善良風俗的罪名起訴作者和雜誌負責人，福樓拜無奈之下只好委託律師為他辯護，最終獲判無罪開釋。因為這件插曲，福樓拜和他稍後正式出版的這本小說聲名大噪。如果福樓拜從此再也無法匿名寫作，他能保有的無疑只剩下「隱蔽」這項特質。
《包法利夫人》小說出版以後就受到好評，很多人自然將眼光投注在作者身上，但是旁觀者得到的多半是自相矛盾或完全不合邏輯的線索。首先，福樓拜觀察入微、想像力豐富，小說中無論人物服飾表情、日常生活事件可以說躍然紙上，由於他對生活細節描寫得活靈活現 (scrupulously truthful portraiture of life)，被推尊為「寫實主義」(realism) 之父可說當之無愧。但是他卻說：「人人認為我熱愛寫實，實則我厭惡寫實。我因為痛恨寫實主義才動手寫這本書」 (Everyone thinks I am in love with reality, whereas I actually detest it. It was in hatred of realism that I undertook this book.)。
另一方面，《包法利夫人》因為同情十九世紀法國女性的處境、讚揚情慾宣洩、鄙視拜物心態的關係，有時也被讀者貼上「理想主義」的標籤。對此福樓拜這麼說：「我同樣瞧不起錯誤的理想主義標記，在目前這個時代，理想主義是空洞的笑柄」 (I equally despise that false brand of idealism which is such a hollow mockery in the present age.)。
《薩朗波》
《薩朗波》是一部歷史小說。時代背景是公元前三世紀時羅馬和迦太基進行激烈鬥爭時期,地點在迦太基；迦太基是當時北非沿岸的一個奴隸制國家，原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據說在公元前八百年建成,到公元前一四六年被羅馬毀滅。小說描寫迦太基在第一次佈匿戰爭中被羅馬打敗，要擔負巨額賠款,統治階級荒淫無恥，揮霍無度,以致國庫空虛,積欠僱傭軍的 軍餉無法支付.僱傭軍在利比亞人馬託的帶領下舉行譁變，包圍了迦太基城。馬托愛上了迦太基統帥阿米爾卡的女兒薩朗波,在希臘奴隸斯龐迪斯的引導下潛入迦太基城，盜走了保佑迦太基城的神衣。這件神衣恰恰是由薩朗波負責守護的。阿米爾卡回師解救迦太基城,初戰失利，虧得薩朗波隻身走進馬託的營盤，取回神衣，才扭轉了戰爭局勢。阿米爾卡用計包圍了起義軍,又用分化瓦解，收買叛徒的辦法對起義軍逐個擊破,徹底消滅。馬托被俘，被殘忍地處死，薩朗波的眼光同馬託的眼光相遇以後，如受雷擊一般，也倒地死去。
《薩朗波》雖然取材於歷史，但小說對歷史環境的獨特處理、歷史觀的缺乏以及歷史主體與事件的深層斷裂，使得小說中的“歷史”僅僅成為歷史碎片的堆積與場景印象的疊加。小說的真正主題是“慾望”。作為敘述的對象，作為意義的載體，汪洋恣肆的慾望敘事填補了小說中歷史主義塌陷後出現的主題虛空。
一八二一——一八八○)是十九世紀法國著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法國有影響的《文學報》出了紀念福樓拜一百周年專輯，編者按指出：“福樓拜把一種嶄新的思維方法應用於文學，從而成為現代小說的先驅者。從那時起，他便作為一個典範的作家出現在世人面前。”這是對福樓拜高度的贊揚，但並非言過其實。
福樓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為什麽會與日俱增呢？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他的小說突破了十九世紀的一般寫作風格，綻露出二十世紀小說的胚芽。福樓拜小說的“現代性”(la m－dernite)影響了本世紀幾代人的小說創作，這一點已得到法國文學界的普遍承認。福樓拜小說的現代性究竟是什麽，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楚的。但我們不妨借用當代法國作家米歇爾,莫爾的一段話來作一簡約的說明：“福樓拜創造了一種小說文體：在作品中，作家的影子無處不在，可是沒有一個地方看得見他。他避免對人物作出個人的反應，不對人物妄加評論。他這種客觀的筆法，在《情感教育》中臻於完美的境地。普魯斯特對此大加頌揚……正因為如此，福樓拜預告著現代小說的誕生。”由此可見，現代性的最大特點，就是客觀地描寫人物和事件，不象十九世紀作家通常采取的手法那樣，在刻畫人物時加進主觀的色彩，或貶或褒，溢於言表。福樓拜卻不這樣，他冷靜地或甚至無動於衷地表現人物的命運，讓人物按照現實生活的邏輯發展自己的個性，獨立不羈地思想、處事和找到自己必然的歸宿。總之，他給人物的存在以極大的自由，決不對人物的命運橫加幹預。他的這種寫作風格，在他所處的時代是過於突進了，未免“曲高和寡”，難得時人的公評，甚至招來了非議，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時間對福樓拜有利，當代法國文學界把他尊為現代小說的開路先鋒，這是他的光榮。當然，福樓拜在法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不僅僅由於他寫作風格的創新，更由於他作品的現實意義，而這種現實意義又得力於他的寫作風格，兩者互為表裏，相得益彰。
福樓拜同十九世紀許多優秀的作家一樣，忠實於他的時代，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現實，揭示出資產階級社會的積弊。司湯達的小說是七月王朝統治時期的一面鏡子，照徹了當時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巴爾紮克宣稱自己是在王權和宗教這兩道光輝照耀下寫作，在作品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社會錯綜復雜的矛盾鬥爭；喬治,桑以一種平緩、溫厚的田園風味博取人們對當時社會新舊習俗之間鬥爭的關註；雨果以人道主義作武器，向社會的黑暗勢力抗爭，並喚醒人們對社會改造應負的神聖使命；莫泊桑高擎愛國主義的旗幟，無處不及地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褒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那麽，福樓拜又是怎樣來打開人們的心扉，使之領悟到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的呢？回答是：否定時代，否定社會！福樓拜所有小說的主人公都是以失敗告終的。《包法利夫人》描寫了外省的一個普通女子愛瑪對庸碌麻木的丈夫的不滿，向往著一種更為放蕩的浪漫主義的愛情生活，最後，那個可怕的拜金主義的社會把她吞噬了。《情感教育》描寫了一個躊躇滿誌的大學生弗雷德利克在社會上到處碰壁，終於老之將至，一事無成，不堪回首。而另一個雄心勃勃的青年戴洛立葉也殊途同歸，空自悲戚。福樓拜花了生命中最後八年的精力而尚未成書的《布瓦爾和佩居謝》，把兩個青年謄寫員描寫成向現實全面進發的勇士，但是他們卻處處遭到生活的嘲弄，碰得頭破血流，終於失掉生活的勇氣，痛苦地懷疑人生的意義。這一幅幅的人生慘敗圖說明了什麽呢？難道僅僅是個人的失敗嗎？不是，福樓拜把這一切都歸罪於資產階級社會。他於一八七五年十二月給喬治,桑的信中說：“我‘對人生缺乏一種明確和廣大的視野’。您一千次對，可是有什麽方法改一個樣子呢？我請教您。”福樓拜和自己小說中的主人公一樣，坦率承認自己的缺點，但這種缺點或無能不應由個人來承擔責任，因為它們具有普遍的社會性，正象賭博是社會的產物一樣。一八五三年八月福樓拜給女作家科萊的信中說：“就在此刻，我相信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在法國二十個鄉村裏在受苦，哭泣。”顯然，福樓拜並不認為自己的人物是脫離社會的孤立的人，而是把他們當作社會的人。他之所以要把主人公置於失敗的境地，是社會情勢逼迫他非如此下筆不可。因此，一個真理昭明了：一連串個人失敗的總和就是社會的失敗。我們在上面說過，福樓拜冷面鐵心地對待自己的人物，原來他是在冷面鐵心地對待不公正的社會。於是，那個對人物的短長不置可否的福樓拜，終於對社會發了言，讀者透過人物看見了作者的思想。福樓拜就是以他那新穎獨特的文筆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的真面目。嶄新的文筆和嶄新的作品思想相結合，這就是福樓拜。
福樓拜寫作極其嚴謹，對作品精雕細琢，甚至達到自我挑剔的地步。他每天寫作七八個小時，一個月才寫二十來頁稿子，稍不滿意即悉數付丙。因此，他並不是一個多產的作家，可是他的作品卻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事實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他的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一八五七)，《薩朗博》(一八六二)，《情感教育》(一八六九)，《聖安東尼的誘惑》(一八七四)，《三故事》(一八七七)以及《布瓦爾和佩居謝》(一八八一)。以前通常都把《包法利夫人》當成他的代表作，但是也有許多人對這種說法提出了挑戰。例如當代法國作家努裏西埃就說過：“我無法在《情感教育》和《包法利夫人》之間作選擇。如果非選不可，那我無疑將會選《情感教育》。”這說明現今的作家和讀者對小說的鑒賞標準和文學興趣跟過去大不相同了，從前寫小說講究故事情節的引人入勝，現在卻講究情節的真實自然和反映生活的高度。從文學是社會的鏡子這個角度來說，《情感教育》無疑是在《包法利夫人》之上的。
《情感教育》的副題是《一個青年的故事》，這個青年就是小說的主人公弗雷德利克，莫羅。作者著力刻畫了弗雷德利克由青年到中年的個人際遇，他碌碌無為，虛度年華，既沒有事業上的成功，又沒有愛情上的結果，唯有“徒悲傷”而已。弗雷德利克出身於外省一個靠地租收入維持家計的中產階級家庭，中學畢業後去巴黎上大學法科學習。有一次他在船上與畫商阿爾努夫婦邂逅，便對阿爾努太太一見鐘情，回巴黎後想方設法跟她交往。嗣後他又認識了妓女蘿莎妮，從此他就陷入雙重的愛情不克自拔，學業荒廢了，情操低下了。他有得天獨厚的資質，並抱著種種美好的憧憬，既想當哲學家，又想當文學家和畫家，在朋友們的攛掇下，他還異想天開地要去競選當議員。最後，這一切全成了泡影。福樓拜筆下的弗雷德利克，是一個“集一切弱點之大成”的人，做任何事只有五分鐘熱度，一碰到困難和挫折便垂頭喪氣，從來不能堅持到底。他每天都許願要堅強起來，要奮發有為，但睡了一個覺便把什麽都拋到九霄雲外。他每天早晨都抱著一個理想，一到晚上便煙消雲散。這樣一個軟弱無能的人，怎能成大事呢？就連他在情場的遭遇也如此。他愛過四個女人：一個是資產階級典型的賢妻良母阿爾努太太，一個是風流淫蕩的蘿莎妮，一個是天真爛漫的鄉下姑娘路易絲，還有一個是大銀行家唐布羅士的妻子。他懷著崇敬和真摯的感情去愛女資產者，出於玩弄的欲念去愛煙花女，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去愛怪僻的少女，為滿足向上爬的虛榮心而去愛朱門貴婦。在這四個女人中，他只對阿爾努太太懷有真愛。可是，他在愛情上就象在事業上一樣軟弱無能，感情脆弱到竟然不敢表白自己的愛情。他剛健不足，陰柔有余，到頭來所有的愛情都離他而去，終至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福樓拜所塑造的這個資產階級浪子具有高度的典型性，這是資產階級中無為者的化身。喬治,桑曾經責備福樓拜為主人公安排了一個如此悲慘的結局。然而這正是福樓拜現實主義手法的可取之處，他只是忠實地反映了一個嚴肅的社會現實問題。書中著墨較多的另一個青年戴洛立葉是與弗雷德利克有著迥然不同性格特征的人物，福樓拜想把戴洛立葉寫成弗雷德利克的對立面：他意誌堅強，野心勃勃，剛愎自用，寡廉鮮恥。法國著名文學評論家法蓋說他“有點象一八四○年的於連,索黑爾”，他為了向上爬，什麽事都幹得出來，一忽兒是共和黨人，一忽兒又是社會主義者，他積極參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後來撈到一個外省委員的官職。但是保守黨人向他開槍，社會主義者要吊死他，六月革命後他被政府革職了，到頭來依然名利兩空。他與弗雷德利克走著不同的道路，但卻在同一點上會合，就是兩人都虛度了年華，都遭到了失敗。作者描寫了兩個出身、性格、職業、經歷全然不同的青年，顯然為了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個人的失敗不是能力問題，而是社會的因素造成的。我們在《情感教育》中找到了依據。當弗雷德利克和戴洛立葉這兩個自幼以來的契友一起總結各自在人生道路上慘敗的教訓時，作者說：“他們責怪機緣、環境以及自己出生的時代。”把個人的失敗歸結為時代的過錯，這是福樓拜很高明的一著，這大概也就是他要敘述“一個青年人的故事”的用心所在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